論文摘要：閱讀與闡釋是日本文學教學的核心內容。傳統的日本文學解讀往往採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對作品進行剖析，這使日本文學闡釋陷入一種單一、簡化的模式和框架之中，很難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借鑑日本大學國文學專業文學“演習”課的形式，在課堂上創造寬容、平等的對話環境，使日本文學課教學走出“獨自”的死寂，進入鮮活的“對話”形態，是日本文學閱讀課教學改革的必然趨勢。
論文關鍵詞：文學批評理論；文學閱讀；教學改革；理論素質
長期以來，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具有過多強調研究作家作品的社會意義，以反映與被反映的認識論模式加以規範，將現實與作者的關係作為涵蓋一切關係的唯一路徑的傾向。這種研究正規化致使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面對異彩紛呈、變化莫測的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尤其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對傳統文學的顛覆性變革無言以對，甚至處於“失語”的窘境。這樣一種研究思路與批評模式，也嚴重影響到了對日本文學作品的解讀。傳統的日本文學閱讀，仍然沒有擺脫以作者為中心的框架。在當今這個尋求文化對話的時代，如何改變這種現狀，使日本文學閱讀真正成為創造性閱讀，為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理論素質服務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正規化轉換背景下的日本文學作品解讀
從日本文學史發展來看，日本近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然而，以“私小說”的所謂“真實”為審美理念的日本傳統使日本近代文學被普遍地“日本化”了。“文學世界與實際生括幾乎可以劃等號，文學的價值取決於生活素材的真實，因而表現所謂的‘內面’成了文學創作的‘自明’的前提，‘自我告白’在近代文學中業已被‘制度化’，任憑何人也難以擺脫半步。而文學研究也就理所當然地以發現、挖掘作家的生活瑣事、隱私逸事為己任。於是在日本近代文學研究中，長期以來作家的傳記研究、考證研究大行其道，而極少有餘暇顧及文學本身的‘內部’問題。人們簡直可以斷言：這種所謂的‘作家研究’其實不過是置‘作品’於不顧的‘人物研究’而已。”不過，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為標誌，日本文學界出現了重構日本文學史的潮流以及批評話語的轉型。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現代文學批評總體上由“文字研究”向“話語分析”、“文化研究”轉移；由“男性研究”向“女性研究”轉移；由“小說批評”向“批評小說”轉移；以及“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後學”研究的展開等等。我們有理由相信，瞭解和分析這些動向，在教學中有意識地讓學生了解這些文學批評動向，將會為日本文學作品的解讀開啟一個新的視窗。
在日本文學閱讀中，學生往往感覺到對作品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感性認識上，很難將自己的感受上升到理論層次並將其明確、系統地表達出來。這種狀況主要是由於其審美能力的侷限造成的。日語專業一般只開設文學史和文學選讀兩個課型，學生很少有機會接受文學批評的正規訓練，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學生文學鑑賞能力的提高。由於不同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批評的本體、主體、方法、技巧進行了不同層面的觀照，所以能夠為學生提供多種理性分析框架，使學生在對批評理論的系統學習和方法技巧的正規訓練中對作品的讀解更加理論化。一旦掌握了一些文學批評理論和批評技巧，他們在日本文學作品的讀解過程中就能清晰理性地闡釋自己的觀點。在體會到理論思維樂趣的同時，也會對各種文學理論如社會歷史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解構主義文學批評、接受美學批評、女性主義批評等多種傳統或現代的批評方法感興趣，並自覺地嘗試用這些理論多角度地對日本作家作品進行重新審視。這種閱讀習慣的培養，對日語專業本科畢業生畢業論文的撰寫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是跨世紀日語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素質教育的最終目標與追求。
二、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日本文學作品解讀
傳統的文學觀念認為，人在文字創造活動和審美活動中處於主體地位，人總是通過具有明確指涉性的語言的交流來主動認知客體世界，試圖達到某種預設的整體性和真理性。人作為歷史活動和理論話語的主體在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不可動搖的中心地位，作為作家個人創作的文學作品也就想當然地被認為是作者本人的內心思想、生活經歷、真實情感和主觀願望的流露。20世紀初，西方文學理論開始了語言學轉向，在此後近半個世紀中，文學研究重心從“外部研究”轉到了以文學語言本身為物件，突出其文學性研究的“內部研究”上來。專注“文學性”和“文學技巧”的俄國形式主義、擯棄了社會歷史和作者，提倡文字本體論分析的英美“新批評”、竭力排斥、消解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地位，力圖將作者逐出文字的法國結構主義等流派，排斥文學的社會性研究，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將文學視為一個自足的系統，提出了文學的自主性問題，極力改變以往的社會歷史批評的“外部”視角，試圖使文學研究迴歸到文學自身上來。這樣，在文學閱讀課的教學中，我們可以將各種批評理論的發展歷程告訴學生，讓學生學會用多種批評理論分析作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建立一種創造性閱讀與闡釋的教學模式。可以說，這是一條積極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
比如，我們在閱讀夏目漱石的名著《心》時，就可以採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將其與夏目漱石的其他小說相比較。這樣，我們就會發現主人公“先生”具有基督教式的原罪思想，可以把“先生”和“我”的關係定位在“精神的父子”這一點上。同時，探尋《心》之前的漱石作品人物關係的譜系，就會發現“先生”和《三四郎》中廣田先生一樣屬於“多餘知識分子”的形象；K是和《行人》中的一郎一樣的“絕對進取者”。“先生”和K又都屬於“故鄉文化脫節者”。“我”在對未來的選擇上又和《虞美人草》中離開家鄉，選擇東京的都市生活的小野相同。同樣，把“先生”的死和當時乃木大將的殉死相比較可以看出，伴隨著明治駕崩的乃木大將的自殺雖然可以說是對明治精神的殉死，但受之觸發的“先生”的自殺卻是非常個人性的。這樣，那種認為“先生”的自殺是對明治精神的殉死的觀點就受到了質疑。“先生”的死與其性格以及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有關。忽視這兩方面的規定性，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從對存在的不安這一點，還是從時代精神的側面來探尋“先生”的死都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