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發展歷史
佛教於西漢末年從古印度傳至中國，作為外來的唯心主義神學與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偏愛的唯心主義哲學一拍即合，因此傳人伊始便與當時流行的道術、玄學互相補充，彼此交融。為了加快與中國文化的同化，佛經的中文譯本就應運而生。佛經的翻譯形式也經歷了從最初的個人僧侶翻譯發展到寺廟集體翻譯再到官方譯場翻譯的過程，翻譯人員主體也從漢語不熟練的外來僧侶轉變到通曉梵文經典的中國人為主。兩漢三國初期：東漢年問漢明帝求法，為兩位從古印度而來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廟一即今天的白馬寺，自此他們就在白馬寺開始了譯經活動。這便是關於佛教初傳的最普遍的傳說。今天中國最早的佛經翻譯，相傳是迦葉摩騰於白馬寺譯的《四十二章經》佛教傳人中土初期，翻譯者多為從西方來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區)僧人，而以漢族知識分子信徒為輔助力量。最初的佛經翻譯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誦佛經，一人口譯成漢語，叫做“傳言”或“渡語”，另一人或數人“筆受”，即筆錄成漢文。再進行修飾。因此翻譯時往往不只一兩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侶集體完成，這便是“譯場”的雛形。在早期翻譯過程中，負責傳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經又要漢語功底深厚，而在當時這種人才基本上是鳳毛麟角。從翻譯方法來說，由於當時處於佛經翻譯的草創時期，這一時期的佛經譯作可能會出現漢語句法扭曲(梵文和漢語的語法結構差異大)，還有大量按發音直譯過來的內容，從而使得譯文晦澀難懂，不易於沒有宗教基礎的人理解。兩晉南北朝發展期：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頻繁、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異族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又極端殘酷。南北兩方統治者都把佛教作為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工具來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兩方都得到發展。佛教的流行與佛經的翻譯事業是密不可分的。由於統治者的日益重視，對佛經翻譯的支援力度也得到加強。從東晉開始，佛經翻譯逐漸從民間個體走向官方支援，“譯場”的規模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譯場的人員分工也更加明確，除了口授梵文加以傳譯為漢語之外，還添加了記錄原梵文人員、證義漢語的人員以及最後校對的人員。另一方面。此階段的翻譯文字也不再像以前單純依靠胡裔僧侶的文字，而是直接有從天竺求經而傳回的梵文原本。這樣多個版本互相補充，相互校勘，使譯文更為正確。在翻譯理論和技巧的研究上，由於佛教發展到這一階段，兼通漢語和梵文的人越來越多，加上分工明細有具有文學修養的人員加以輔助，因此譯文基本上通過意譯，對文法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文字進行適當潤色，譯文質量比前一階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時代，佛教終於擺脫對中國原有文化(如儒學、道術、玄學等)的依附，成為獨立自主的宗教，對佛經的翻譯也到達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這一時期隋唐統治者與佛教相互拉攏，統治者企圖藉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極力巴結統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導的譯場制度，到此時期發展更為完備。
隋代在上林園設定翻經館，那就成為常設機構了。就譯場而言，論翻譯組織之發達完備，翻譯人才之精粹彙集，分工之細密精巧，還當以唐代為最。所有經費由國家供給，而且還詔集天下英才，建立嚴密而完善的譯經組織。能夠進人譯場的人都經過嚴格篩選。大多是具備能力的僧侶或是朝廷官員才能參與翻譯。唐朝國力鼎盛時期，對外交流甚多，各國高僧紛至沓來傳道授業，同時更有不少中國僧侶遠赴西方取經。他們跋山涉水，走遍聖蹟，將各種佛經帶回大唐進行翻譯。此時對佛經的主譯者已經轉變為以中土僧人為多，他們都精通梵漢，深曉佛理；譯經的計劃性更強，節譯選擇者極少，往往翻譯全集；所譯佛經，在忠實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現了一位縱橫千古的偉大翻譯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援下，他組織譯場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佛經翻譯活動。譯出經論達1335卷之多。在翻譯技巧上，他巧妙運用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合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秉承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使得他的譯文嚴謹而不失文采，成為佛經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後衰落期：晚唐以後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國南方的禪宗在唐朝勃然興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禪、不讀經，但求頓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適合中國士大夫的口味。由於不重讀經，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國社會動亂，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經；佛教經典大都已經介紹過來了，僧徒把精力轉向探索佛理，根據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來改造佛教，對譯經的興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統治階級無力提倡和支援翻譯，北宋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雖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還是設立有譯經院，從事翻譯事業，翻譯主體多為外來僧侶。最終由於缺乏新的梵文經文，譯事時斷時續，其對佛教的貢獻無法與唐代相比。此後，我國佛經翻譯活動開始迅速衰落，自此譯場時代也走向尾聲。
二、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國的佛經翻譯活動歷時千年之久，在這一千年中我國的佛經翻譯活動不僅極大063地推動佛教在中國的流傳，為後來形成儒釋道三家貫通的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了基礎，還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以及魏晉之後的文學創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響。第一，佛教典籍翻譯豐富了漢語的詞彙和表達方式。佛經翻譯出現以前，中國古代的翻譯大都還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語言間的轉化，文言文的表達也大都更好地為上層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所用。佛經翻譯的出現，不僅大大增加了漢語的詞彙量，同時對文言文的語法結構也產生了影響。語言學家們現在通過仔細分析得出結論：漢語中約有35000單詞出自佛經翻譯(日本《佛教大辭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詞彙也多達35000餘條)，除直接與佛教相關，如“佛”、“塔”、“和尚”、“菩薩保佑”、“佛法”、“佛經”、“禪師”、“僧人”、“涅”、“般若”、“參禪”等，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如“回憶”、“世界”、“現在”、“因果”、“執著”、“虛空”、“迷惑”、“真實”、“圓滿”、“心田”、“剎那”等等。拿“魔”一字來說，它本身佛經中一個惡神的名字，後來被漢譯成“魔”，進而發展出“著魔‘‘人魔”等等新的漢語表達。佛教中過去世、現在世、未來式的引人，也使得漢語中出現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另外現代漢語中存留下來的很多四字成語或是習語，很多都有佛經漢譯的色彩。因此魏晉之後，大量的四字習語紛紛出現，它們至今還為現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亂墜”(《心地觀經序分》)、“作繭自縛”(《妙法聖念處經》)、“隨機應變”(《金光明最勝王經》1，還有習語如“無事不登三寶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第二，佛經翻譯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促進了古代文學體裁的發展。前文中說道，佛經的.漢譯偏於口語化、白話化，這與當時兩漢魏晉時流行的文筆華麗的駢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壇出現了“變文”的形式。變文即晉宋以來僧徒的轉讀經文發展到講唱佛經故事的新文體(以散文，韻文混和在一起用於說唱的通俗文學載體)。到了宋代，宋人“說話”用的說話本子，就成了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而小說的發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說的出現，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舞臺上分庭抗禮。在文學素材上，古印度文學豐富的想象力和瑰麗的文學表達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國古代文人的創作靈感。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樂府詩集中的《孔雀東南飛》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輪迴觀”、“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說，使古代文學獲得瞭解放。可見佛經的漢譯為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創作的樂土。極大了促進了古典文學的發展。第三，佛經翻譯使得佛教思想深植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最終與儒家、道家一起匯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為一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佛經漢譯以前，中國統治階級慣以儒家思想統治人民，並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間廣為流傳。因此漢、晉時期佛教初人，中國人把它看成一種神仙方術來崇拜。南北朝時期，佛教僧人進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開始建立具有中國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達到鼎盛。佛教逐漸中國化。宋明以後，佛教才真正中國文化融為一體，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傳人以前，中國士大夫階級崇尚儒家思想，積極“人世”。他們渴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佛教的傳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們保持心靈明靜，鼓勵“出世”，要看破紅塵修煉成佛，最後涅桀重生。這些觀念最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無為”相互融合構成了今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與世無爭、以和為貴，並建構了中國人特有的那種集體“無意識”。佛教經典中推崇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慈悲觀”都影響了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並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積善德，以期望來世有好的宿命。同時社會風氣也鼓勵惡人回頭是岸，勸誘壞人苦海無邊，懸崖勒馬。可以說經由佛經的漢譯，佛教思想傳人中國，它成為最具有民眾基礎的普世價值觀念，歷經千年已經深深的烙印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之中。
三、結語
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歷經千年之久，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字間轉換那麼簡單。它對中國語言文化及思想的深層影響，更像是一場文化的人侵和思想的洗禮。同時佛教典籍翻譯也是對翻譯的深遠意義和巨大作用的065一次完美的證明。它證明翻譯有利於文化交流和文化發展。不僅是近代科技翻譯和商業翻譯帶來的物質文化。同時也是佛教典籍翻譯這種裨益於精神文化的翻譯活動。通過對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歷史及其影響的粗略總結和探究，能讓我們對翻譯活動本身的巨大意義和作用正名，在以後的翻譯學習和實踐中更加努力，積極擔負起一名外語學習者和翻譯者的光榮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