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批評是指以文字為主要研究物件，力圖通過文字的體制結構、表現形式及其審美特徵的探討，進而探索文藝本質的一種評批方法。下面是小編整理推薦的一篇關於我國形式批評探討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在我國，形式批評可以說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由於形成的文化背景不盡相同，與西方的形式批評不僅在性質上大相徑庭，而且具有其自身鮮明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徵。本文僅就我國形式批評的形成、特徵及其現狀談一點粗淺認識，請批評指正。
一、我國形式批評的形成
自 《尚書·堯典》提出 “詩言志”這一文藝批評總綱之後，孔子的 “辭，達而已矣”( 《論語·衛靈公》)，“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便開啟了我國形式批評的先河。然而，真正理論意義上的形式批評，則起始於春秋時期為文之法的探討，形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格法批評，其代表論著是劉勰的 《文心雕龍》。
“法”是我國傳統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論題，而探討為文之法，或以具體的法則示人，又是我國古代眾多文藝批評家進行文藝批評的核心所在。法的本義為刑法，引申為規章制度、行為準則。在我國古代哲人看來：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 ”儀“同 ”義“) ,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 《墨子·法儀》)因此， “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也。”( 《墨子·非命上》)也就是說，先哲們認為，在文藝活動中言辭必本於義，義是目的，為宗旨; 法是手段，指實現 “義”的具體措施或方法。“義”與 “法”之所以必須結合在一起，就在於因 “法”而得 “義”,得 “義”而“出言談”為文，才始能合於 “道”; 若言而無義，雖有高超的技藝也不能得其正。因此，“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不先立義法”.
司馬遷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雲： “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於 《春秋》。上記隱，下至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這不僅是我國古代文獻中有關義法批評的最早記載，而且還明確指出： 義法批評是孔子削 《春秋》時建立起來的。至於孔子所建立的 “義法”,後人釋為五種，即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杜預： 《左傳序》) .可見，所謂的義法批評，是指通過材料結構、言辭選擇、詳略疏密等敘述方式的變化來寄寓作者一字褒貶之微言大義。
孔子之 “制義法”,標誌著早在我國的春秋時期，先民們就對文章之義與行文之法的關注，認識到義寓於法中，法的本源在義; 為文理應求法，並通過法而突出其義。這種 “以義而求法”的觀點，是我國古代文藝批評的傳統觀點，以至於直至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學家方苞還著重指出： “義即 《易》之所謂 ‘言有物’也; 法即 《易》之所謂 ‘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方苞：《又書貨殖傳後》，《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義法批評的基礎之上，一種以文字的體制結構、表現手法及其審美特徵為其批評物件的格法批評便逐漸發展起來，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 《與楊德祖書》、應瑒的 《文質論》、陸機的 《文賦》、摯虞的 《文章流別論》、李充的 《翰林論》等是其早期的代表論著。
“格”,原意是尺度、法式，最初被用來描述人物的氣質風度，亦稱之為 “風格”,如 《世說新語·德行》中稱李膺 “風格秀整，高自標持”. “格”或“風格”引入文論，始見於 《文心雕龍·議對》篇，稱應劭、傅鹹、陸機三人的駁議文或 “詮貫有敘”,或 “屬辭枝繁”,或有 “鋒穎”而未能剪去 “腴辭”,然 “亦各有美，風格存焉”.“風格”一詞，自南北朝以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是對文字風範格局的統稱，不過最初主要是指不同的體裁，後來才逐漸發展為泛指不同體裁、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作家作品的審美特徵，在我國古代文論中稱之為 “風格論”, “因體以明法”是其顯著的特點。
格法批評與義法批評是不盡相同的。義法批評所強調的是 “義”,是從為文之 “義”探討為文之法; 而格法批評所強調的是 “格”,是從文字的體制結構、風範格局出發，探討其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
簡言之，如果說，義法批評是從文章之 “義”與行文之 “法”的辯證關係出發，側重探討文之為文的一般原則，即普遍性的話; 那麼，格法批評則是從文之體制結構、風範格局出發，著重探討文之為文的各種藝術手段，即特殊性。在我國古代文藝批評家看來，這兩種方法不但並行不悖、互為補充，甚至於還認為，也只有將兩者給合起來，才可能對“法”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全面的理解。於是，建立在 “義法批評”基礎之上的格法批評，也就成了我國文學批評、尤其是形式批評的方法論基礎。
對法的重視和探討，在我國又是與傳統的 “體用不二”、“道器合一”的思維方式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正因體與用、道與器的合一不二，不但使人們十分重視文之表達，而且還認為文之為文在其表達中，即對法的歸納之中。在我國古代，文論家們將文之本體界定為三個方面： 文原，文用，文之表達。文原為文之由來，具體有三： 原於時世，原於人心，原於道義; 文用為文之功能意義，落在實處，即時世、人心和道義; 文之表達，即為文之法，其宗旨是探討時事、人心和道義的表現手法。三者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只是相對地各有所側重而已。
對文之表達，自孔子 “制義法”始，經魏晉南北朝時期格法批評的興起和發展，其理論體系已日臻成熟，其代表論著是劉勰的 《文心雕龍》。《文心雕龍》作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集大成者，具有承前啟後的價值和意義，這是學術界所公認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當從方法論層面進行探討時，也就是說，在探討我國形式批評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時，人們往往數典忘祖，忽視了它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故不得不在此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