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代作為中國青銅時代的發展時期，其青銅器的審美特徵突出地表現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紋飾意蘊之中。儘管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仍然顯得相對樸實，但其實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變化多樣的幾何紋和威嚴莊重的動物紋裝飾，卻凸顯了其鮮明的時代審美風格：寓意象徵性、莊嚴厚重性和整體適應性。這為商周青銅器鼎盛時代的到來，在審美的造型、紋飾和風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鋪墊。
關鍵詞：夏代青銅器;造型;幾何紋;動物紋;寓意象徵;莊嚴厚重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
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
早在6500年前，陝西臨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鑄造出了第一塊銅片；隨後，從馬家窯文化到龍山文化時代，先民們又遺留下來了陶寺遺址的銅鈴，登封王城崗遺址的殘銅片、坩鍋殘片等；到了甘肅青海的齊家文化時代，他們則開始冶鑄或冷鍛出銅刀、鑿、錐、鑽頭、斧、匕、指環以及小飾件和鏡子等銅器。這些顯示了中國文化由“銅石並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緩慢過渡。而到了夏代，青銅器工藝在總結新石器時代器物製造經驗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夏縣東下馮遺址這一片獨特面貌的早期青銅文化區域，同中國歷史記載的夏王朝統治的範圍大致吻合；考古發掘的大量青銅器，又與夏人的一些史實——如夏禹的 “貢金九牧，鑄鼎物象”（《左傳·宣公三年》）、“以銅為兵”（《越絕書·記寶劍》），夏後啟的採礦冶銅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證的。尤其是二里頭遺址中發掘的煉渣、鍊銅坩堝殘片、陶範碎片，表明青銅器的冶煉作坊已初具規模。因此，“青銅器的大量鑄造和使用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二里頭文化……已進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發展時期”[1]。夏代青銅器已經開始走出新石器時代青銅器製造的原始階段，其大量的禮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國青銅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祕的獸面紋開啟了中國青銅器紋飾的主體圖案，莊嚴厚重的審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國青銅器的整體藝術風格，這些均為商周青銅器藝術鼎盛時期的到來作了必要的鋪墊。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頭文化遺址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禮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鉞、鏃，樂器中的鈴，以及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和殘存的圈足器等，從而奠定了中國青銅器以禮器和兵器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眾多的器形之中，僅就青銅爵而言，“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爵大體上有兩種造型，一類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樣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的手製陶爵有著相似的特徵，細腰、平底、短足，呈荷葉狀的邊口部和流從口部的延伸不甚規整，外觀頗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類造型是比較精緻型的，器壁勻薄流狹長而線條優美精細，雖然同是細腰平底，顯然是在陶範上事先作過細緻修整的，三足細長而微呈曲線形”[2]。這種原始型和精緻型的變化，實際上體現了從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銅器造型由簡單向複雜多樣，由粗放向精緻演變的審美歷程。
早期的青銅器形制主要受同時期的各類陶器的影響。如夏代早期作為食器的青銅三足雲紋鼎，矮小、無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時代的陶鼎；作為酒器的青銅束腰爵，素面無柱，形體單薄古拙，充滿著濃厚的原始初創氣息，其流的長短、俯仰以及爵身趨扁寬的形式也同龍山文化的豫西三裡橋型別和豫北後崗型別陶器如出一轍，並沒有擺脫陶爵的三條矮尖足附於器底的外側、形體圓潤以及沒有稜角變化等濃重特徵，更“沒有形成青銅器所特有的準確造型和挺勁的輪廓線，也未經精工磨礪”[3]，這無疑是二里頭青銅爵的最早形式。銅鬲的口沿也與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對應，其足仍沿用規整圓錐體的陶鬲足。因而，這一時期的青銅容器“從其形制特徵來講，它們幾乎全與同時的陶器相同，它們的發展演變也與相應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銅器尚處於祖型於陶器的階段，還沒有形成自身獨立的審美特徵。
到了夏代後期，青銅器則相對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此時，青銅爵造型的陶器特徵顯著減退，在注重實用的同時，還十分講究形式感，增設了距離很近且具有裝飾性的兩乳釘狀柱，三足分佈規矩，接近於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線型。另外，爵的側面設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鑄兩個狹長的鏤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飾了具有裝飾效果的鏤孔紋；1959年上海博物館自廢銅中搶救出來的乳釘紋管流爵，其一側設斜置的流管，流上鑄兩個方折形飾物，造型別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較寬的假腹，其上鑄用多個空心圓孔，形成鏤空的裝飾效果；尤其是二里頭出土的乳釘紋長流爵，流特別細長，作狹槽狀，尾與其對應，既平衡了重心，又顯得修長而纖細，三足尖端呈彎弧線狀而外撇，這些與扁平直立式樣規整的橄欖形爵身搭配和諧，剛柔相濟，已經脫離了夏代陶爵的體制，併成為中國酒具的形象代表。這時的青銅鼎，其腹部較為高深，配三隻四稜錐形空心足，兩耳立於口沿上，其中一耳與一足呈垂直線對應，另一耳則位於另外兩足中間，整體造型兼具實用和審美的雙重要求，給人一種規整中有生氣，對比中顯和諧的審美感受。同時，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創新型的高頸扁腹直壁斝（二里頭遺址六區M9：1），口沿上設兩個三菱錐狀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個大空錐足，器壁很薄，其先進的設計直接是二里崗文化銅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處理器壁勻薄的技巧，也為商代青銅器物新穎造型的設計開創了先河。
二 紋飾意蘊
夏代青銅器的紋飾，一方面對同時期的灰陶和禮玉的紋飾有所繼承，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專制社會形成階段的特徵對其紋飾作了一定的揚棄，所以無論是紋飾的結構特徵，還是其表現方法，均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夏代青銅器紋飾多以乳釘或圓餅狀的實心的連珠紋，以及弦紋、雲雷紋等幾何紋為主，雖然還沒有發現像商代青銅器上直接鑄刻的饕餮動物紋為主題的裝飾，但在二里頭遺址發掘的用綠松石鑲嵌而成的動物頭部圖案的銅牌飾上，卻已經形成了這一動物紋的基本模式，從而開啟了中國青銅器動物紋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