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資訊權利是聯結虛實兩界的倫理紐帶。網路空間實質上是一種知識權力結構，當網路空間與現實空間發生相互作用時，衍生的各種倫理問題都與資訊的產生、佔有、傳播和使用權利的行使有關，我們將這些權利稱為資訊權利。資訊權利是連線虛實兩界的倫理紐帶；由於潛在的知識權力結構左右著顯見的資訊權利分配，我們應該在正視這一現實的前提下，建構實現網路資訊權利的倫理原則和倫理協調機制。為此，我們將分別討論現代知識權力結構與現代性倫理、網路的知識權力結構分析、網路資訊權利及其諸向度和網路資訊權力的倫理考量等四個方面的問題。
現代知識權力結構與現代性倫理
當思想巨人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及技術這一話題時，他眼中的技術不是純粹的技術活動，而是具有異質性的、正在由科學武裝的工業的主要組份。對此，他提出了極為深刻的洞見："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儘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在他看來，技術在帶來人的解放的同時，也可能導致異化。他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併為人的解放作準備，儘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
馬克思的論述幾乎成為現代性的註腳。自啟蒙運動以降，在"知識就是力量（權力）"和"敢於求知"的口號的鼓舞下，人們似乎找到了主體性的力量：控制自然、控制自我。自此，知識與權力相結合構成了支配社會資源和決定社會運作的知識權力結構，其表現形式為資本－市場機制全面展開、"大科學"的出現和科層制度的建立，即社會體制的理性化。這一理性化的結果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社會運作效率的提升，但同時，也因為此種工具理性使主體自身成為"算計"的物件，進而導致了人的異化和人們最為切近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社會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從巨集觀政治向度對工具理性帶來的異化進行了揭示，知識權力結構被誇大為通過對"虛假需求"的滿足進行全面極權統治的意識形態，故他開出的藥方是仰賴於邊緣群體的"大拒絕"──這一烏托邦式的解決辦法。這顯然無濟於事。於是悲觀主義和宿命論開始流行，如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鮑德里亞從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得出"客體"戰勝"主體"的悲觀前景。這些對現代性的關照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以思想精英自居的反思者由難以消弭的"立法者"的心態為"大眾"設定的應然的生活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他們的反思的確又是去蔽的，對"權力的詭計"做了雖偏頗但不失深刻的揭示。
他們的共同缺陷是，只看到現代性的知識權力結構的全面統治性的一面，而未看到其解放功能，即現代性帶來了豐裕的現代社會。不管現代性的價值取向如何，它依然是一種全體選擇，不能在總體上劃分出所謂真實和虛假的需求。因而知識權力結構所導致的異化，並不是巨集觀的解放政治必須立即解決的直接的社會階級衝突（一階衝突），而是一種二階的衝突。如果用對待一階衝突的辦法簡單地處理知識權力結構所導致的異化，就有可能導致搗毀機器的盧德主義，其所冒的社會風險難以逆料。
"1968風暴"的曇花一現，使人們認識到現代性的知識權力結構是一種微觀的日常生活政治結構，並開始思考如何在這種結構下更好地生活。這種結構的弊端是明顯的：自然和人的異化。既然不再也不可能以徹底破壞和譭棄的思路一攬子解決，就必須找到一種非暴力的校正和制衡方案。也許有人會提到法律，法律的確是一種精緻的制度安排，但毫無疑問的是，從法的實體到法的程式都是保守性的，知識權力結構下的效率追求是其揮之不去的約束。但法的核心理念"權利"和"公正"又給人以有益的啟迪：應該建構一種使權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倫理，依照權利行使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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