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虛擬現實新聞改變了人們獲得新聞的方式，同時也給新聞傳播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虛擬現實新聞帶來消極的資訊汙染、帶來新的孤獨感、帶來隱私困境、使得新聞涵化吞沒新聞客觀。“虛擬現實”雖然能夠模糊虛擬與現實，但是積極探索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並制定新的倫理原則，則可以使得新技術服務於新聞傳播，而不是新聞傳播服從於新技術。
關鍵詞：人工智慧；虛擬現實新聞；倫理
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慧逐漸走進並充滿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人工智慧發展帶來的新技術虛擬現實新聞正在不斷髮展。科學技術的介入使得新聞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發生了質的改變，但同時，虛擬現實新聞這一科學技術的“沉浸和臨場”特點，以及不加約束的快速發展也給新聞傳播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
一、人工智慧與虛擬現實新聞傳播
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提高著新聞傳播的兩個基本要求的標準，即時效性和真實性。傳統的新聞採集工作往往消耗大量人力和時間，尤其是遇到自然災害和突發社會事件之時，記者到達現場需要一定時間，並且需要面臨危險情況，但科學技術的發展，如無人機等，使得采集資訊的速度快速提升、資訊內容豐富多樣（影象、視訊等）、資訊實時傳遞，人工智慧化的新聞傳播不僅能夠節省人力物力，並且保證了新聞從業者的人身安全[1].機器新聞寫作在人工智慧化的新聞傳播中也有著重要作用。資料處理和邏輯寫作是人工智慧化新聞傳播的兩個核心內容[2],其中資料處理依靠演算法的順暢執行和網路的通暢傳播，而邏輯寫作依靠機器自身的深度學習。演算法新聞利用人工智慧技術瞭解受眾閱讀習慣，並推送與受眾關聯性較強的新聞，以滿足受眾獨特的、個性的新聞需求[3].
VR（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新聞，即虛擬現實新聞，又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獲得新聞的方式，使得人們從視覺閱讀新聞到全身心、全空間的感知新聞，進一步延伸了人類對時空的感知能力，也再次印證了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2015年是虛擬現實新聞元年，在這一年許多英美主要媒介機構都在用VR進行新聞的記錄和傳播，如：《紐約時報》的《無家可歸》報道了兒童難民的艱難生活，ABC的'《發自敘利亞》報道了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考古學家在城市面臨戰爭威脅時的文物搶救工作，PBS的《埃博拉爆發》記錄了死亡病毒在中非的肆虐，甘乃特報業集團的《變革之收穫》講述了衣阿華州的一個家庭農場經歷的變化[4].虛擬現實新聞的浸潤式新聞傳播功能，極大拉近了受眾和新聞之間的距離，全景式新聞打破了受眾獲取新聞的時空界限[7],給受眾帶來逼真的現場感，受眾成為了目擊者，受眾能夠在第三視角、第一視角和上帝視角之間隨意切換。
二、虛擬現實新聞所面臨的倫理風險
虛擬現實新聞改變了現有的新聞傳播方式，更新了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受眾的角色和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一系列倫理風險。
虛擬現實新聞帶來消極的資訊汙染。麥克盧漢說過“媒介即人的延伸”,因此虛擬現實新聞的細節越是豐富，新聞給人的感覺就越真實，受眾的現場感也就越強烈，而虛擬現實新聞通過立體化的視聽新聞再現讓受眾身臨其境，更易讓受眾信服。但是，媒介對於新聞主題和內容的選擇具有一定主觀性，因此能夠帶來感官刺激的新聞成為首選，如戰亂、災難、暴力、色情、恐怖等就成為了傳播最廣的虛擬現實新聞。這些強烈衝擊受眾價值觀的虛擬現實新聞，能夠模糊受眾對於真相和虛假的判斷，能夠短時間內改變受眾的價值立場，因此，受眾在感官延伸的同時，也在失去自我感官的掌控權，失去理性的思考。
虛擬現實新聞使得新聞涵化吞沒新聞客觀。虛擬現實新聞隱藏了新聞記者和鏡頭，純主觀的第一視角讓受眾誤以為自己正在“經歷”的就是現實，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但實際上受眾所感知到的內容是經過媒介編輯加工、議程設定、把關人主觀選擇的新聞再現，而不是新聞重現，因此“羅生門”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虛擬現實新聞改變了受眾與新聞的互動方式，受眾與新聞進行了面對面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建立在受眾被動接收所看到的內容之上，而內容是不由受眾選擇的被動局面，使得虛擬現實新聞有著扭曲受眾價值觀、誤導受眾認知、影響受眾行為的風險。
虛擬現實新聞帶來新的孤獨感。虛擬現實新聞通過逼真的時空再現重建了一個虛擬世界，淺層次上看似拉近了受眾與現實的距離，使得受眾親臨新聞現場，但深層次卻是將受眾與現實社會進一步隔離。在虛擬現實新聞中，受眾依然被侷限於框架、鏡頭和虛擬之中[5],而在虛擬世界中看不見的價值選擇將會使受眾逐漸退化和異化，最終受眾符號化，受眾成為機器，而機器則成為了所謂的“人”.隨之而來的是人們的孤獨感與日俱增，人與人之間的聯絡不再是由面對面交流到用手機交流，而是最終由用手機交流轉變成用VR頭盔交流，人們的大腦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機器的，這將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人情冷漠、大腦退化、人們被機器操控等。
虛擬現實新聞帶來隱私困境。在虛擬現實新聞中，360度無死角的拍攝極大可能的洩露了被拍攝者的隱私，使他們完全暴露於他人的視野之中。而受眾則可以選擇不同的視角進行觀看，但是選擇即行為、選擇即心理，當受眾做出選擇的時候，受眾的個人資料同時正在被上傳和擴散，其他受眾或專家可以利用資料對某個受眾進行深度分析，從而預測該受眾未來的行為趨勢。因此虛擬現實新聞不僅洩露了被拍攝者的隱私，讓被拍攝者受到身心侵犯，被廣大受眾人肉搜尋，還能夠窺探到受眾的隱私和觀看喜好，媒介也更可能為了虛擬現實新聞能獲取更多注意力，而不斷迎合受眾的好奇心理、窺探隱私心理[6],這將導致虛擬現實新聞可能向歧途發展。
隨著虛擬現實新聞的發展，新的倫理問題將會不斷產生，人的權威將會不斷受到機器的挑戰，尤其是當人工智慧發展到較高程度之時，虛擬現實新聞的生產是否依然由人類操控，機器如果已經學會如何“編故事”並廣泛擴散，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界限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人類與機器之間的對抗是否可控。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問題都是當下亟需思考的，防範於未然才能夠保證人類對機器的絕對使用權和操控權，而不是被機器反噬。
三、結語
虛擬現實新聞帶來新聞敘事的新面貌，與此同時也挑戰了舊倫理。虛擬現實新聞在創造絕對現場感和體驗浸潤感的同時，則會帶來新聞真實性的拷問[7].虛擬現實新聞帶來的身臨其境之感存在著扭曲受眾認知和行為的倫理風險，使得受眾無法明辨是非黑白，以為眼見為真，而不知道隱藏的鏡頭背後有著把關人在為受眾做出選擇。虛擬現實新聞為受眾創造的另一個“真實世界”,既使得受眾與現實世界連線，也使之愈加隔離。我們正在進入新的虛擬現實時代，“虛擬現實”雖然能夠模糊虛擬與現實，但是積極探索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並制定新的倫理原則，則可以使得新技術服務於新聞傳播，而不是新聞傳播服從於新技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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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瑞娟.連線與隔離：虛擬現實新聞敘事的倫理風險[J].新聞界，2017（04）：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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