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負作用首先表現在對“異”或“差異”的消解和壓制、遮蔽。當西方人的“雪”（Snow）概念與愛斯基摩人的20多種陳述雪的語詞相遇時，前者必然對後者造成壓抑和取代。同樣道理，當抽象的認同性概念“豬”被講漢語的人接受之後，《詩經·七月》中的“言私其承叢，獻於公”就變得難以理解，需要加以註釋了。“同”對“差異”的壓制、遮蔽作用於此可略見一斑。當全人類的知識體系按照西方標準的科學框架和術語座標重新整合為“同”的'整體時，有多少因時因地而異的東西將被抽象掉或遮蔽住，又有誰能夠計算出個究竟。
由於“同”意味著普遍化和抽象化，越是具體而微妙物東西越容易遭到忽視和忽略的厄運。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從田野經驗出發提出的“地方性知識”（tocal knowledge），哲學家波蘭尼從認識論出發提出的“體驗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可以說都是迴應“同”的專橫與粗暴要求的理智方案。可以肯定的說，世界上有多少種“亞文化”或“亞亞文化”，便會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準的“地方性知識”；有多少個不同經驗和個性的個體，就會有多少種微妙難言的“體驗性知識”。凡此種種，正是為對抗由世界一體化程序所帶來的“同”的單調性和枯燥性而保留的人類智慧多樣性的生態領地。
對“同”的抵制首先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上成為該學科內部的一個爭論焦點，受西方式教育的白人人類學者能否真正地把握和傳達他們所研究的少數族群的“地方性知識”？如果用標準的西方學術正規化和術語來從事研究和表達，“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同化中，究竟還能保留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地方性呢？
就在人類學者們對既定的方法論提出質疑和爭論之際，西方知識界經歷瞭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思想洗禮，開始覺悟到“同”的虛假一面和霸權一面，於是有諷刺性的“巨集大敘述”之新名稱出現，使過去堅信不移的所謂普遍真理變成過街老鼠。追求具體和實在的“異”成為一時風尚：特殊性和地方性獲得空前的學術關注。
英國人類學者摩爾（e）在展望人類學知識的當代變遷時，提出的首要問題是“誰是知識的生產者”（who are the producers of wledge）：
人類學者總是喜歡把地方上的人們視為地方性知識的生產者，諸如耕作的經驗、宇宙論、醫藥學等方面的知識，但是很少發問這些知識可否從當地範圍中取出來加以估價。這一點對於後現代主義轉向（post-modernist turn）的支持者和批評者而言也是同樣的。換言之，地方的人們生產地方性理論，地方性理論是無法比較的。因而又有了如下潛在的假定：非西方人的理論脫離其語境就是無效的。
這樣，不僅西方的科學所生產的理論不再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而且所有的理論都成了區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人類學的真理當然也只是區域性性的。“在人類學者的喬裝成比較社會科學的地方性理論和當地被研究的人們的理論之間，就沒有什麼區別了。由於關注地方性的理解和特殊性，人類學者通常並不把他們所研究的人民當作與地方性知識生產者相對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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