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1472~1528）是明代中最有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在有關陽明的中，歷來學者都較為看重《大學問》一文（見《陽明全集》*卷26“續編一”，967-973頁），將它視作陽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大學問》的史料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陽明全集》編纂者錢德洪對它來歷的說明。迄今為止，未見有對此來歷之說提出質疑。本文則考證出，錢德洪關於《大學問》來歷的說法並不可信；《大學問》不是陽明的晚年定論，它的史料價值必須重新予以認識。
關於《大學問》的來歷，全集乃有如下說法：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徵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全集》卷26，967頁。）
按：從文中的“吾師”、“德洪”這些稱呼來看，這一說明當為陽明弟子、文集編纂者的錢德洪所加。“師”即陽明，“徵思、田”係指陽明於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兩廣平定思州、田州之亂一事。陽明從家鄉越中起程日期為是年九月八日[1]。據此而言，陽明口授、錢德洪筆錄《大學問》一事當發生在陽明出發之前。具體又是何時呢？
《大學問》尾跋又云：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徵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全集》卷26，973頁。）
據此而言，《大學問》為王門“教典”，講習已久，但一直似乎是口口相傳。《大學問》首次筆錄成文，則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那麼，《大學問》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時呢？
《大學問》尾跋亦有說明：
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同上）
如此說來，《大學問》之最早見刻，是在鄒謙之的《大學古本》。然鄒謙之又是何時刻《大學古本》的呢？
查《東廓先生文集》（明嘉靖刻九卷本[2]，二冊，北京圖書館藏），據書中原序，此書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鄒的門生林春所刻。因此，其收入文字的寫作時間應不早於嘉靖十七年。卷九“雜著類”有〈跋《古本大學問》〉一文，雲：
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復為問答以闡古本之蘊。
又卷七之《復毛古庵式之》，中雲：
近刻《古本大學問》，附以鄙見謹寄上求教。
上述材料證明：在錢德洪編《文錄續編》收入《大學問》之前，鄒謙之確曾刻過一種叫《古本大學問》的東西。是：鄒謙之所說的《古本大學問》是否就是錢德洪所說的《大學問》呢？在將兩者核對之前，作出肯定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已不能找到鄒謙之所刻的這個《古本大學問》，所以核實工作無法進行。不過，細按之，鄒謙之《文集》中兩次提到的都是《古本大學問》，它似乎是獨立成篇的一個單行本；而據錢德洪言，《大學問》是附刻於《大學古本》，則似乎是一種附錄性質的東西，有理由懷疑它們不是一個東西。現在我們既找不到《古本大學問》來作核對，而在鄒謙之的《文集》中也沒有發現有關證據說明《古本大學問》是陽明出征思、田前所授，因此，不能期望從鄒謙之這一線索獲得《大學問》來歷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們需要另闢蹊徑。
上述材料向我們提示了這樣一點：《大學問》與《大學古本》關係密切。《大學問》既然是對古本《大學》的解釋，那麼將這兩者合刻在一起就是很的事，甚至還可能與陽明說明古本《大學》的其他文字[3]放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妨把注意力投向這方面的刻本。
百陵學山本《大學古本傍釋》王文祿跋雲：
嘉靖丁亥（案：即嘉靖六年，1527）秋，先康毅君率祿渡江，扣陽明洞天，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釋》，止前序。後增四問答。祿今重梓，增答格物問標眉。
由此材料可知，王文祿父子嘉靖六年秋訪陽明洞，聽王龍溪講《大學》[4]，當時只得到《古本大學傍釋》及前序，其後才相繼增加有關五個問答。陳來先生曾認為《跋》中所說《答格物問》即《大學問》[5]，然今本《大學問》共有六條問答[6]，答格物問只是其中的第六條，若以此徑認作《大學問》全篇，於理未安。王文祿陸續增加的總共也不過五條問答，並非〈大學問〉的全部。因此，可以肯定，王文祿到刻梓《大學古本傍釋》之時，都一直未見到全本的《大學問》。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假定《大學問》於嘉靖六年就錄成文，但在其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公開，至少王門之外者一直未聞其詳。
那麼，《大學問》究竟是何時公開的呢？它是何時才開始出現在陽明文集的刻本里的呢？為此，我們來簡略地考察一下錢德洪收集、編刻陽明文錄的經過。
在陽明歿後，錢德洪等人曾經想方設法蒐集其遺文，以便編輯其文集。嘉靖八年（1529）正月錢德洪嘗作《訃告同門》[7]，有“明發，逾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之語，又有“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的計劃 [8]。
《年譜附錄》“嘉靖十四年刻先生文錄於姑蘇”條，對檢收陽明遺書與採集遺言諸事又有追記：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全集》卷36，1331頁。）
此事復記於寫於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正月的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戊子年（按即嘉靖七年，1528）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遊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三年遣人裒寫遺言。 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倖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校定篇類。復為《購遺文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全集》卷41，15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