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粉成就60老人創業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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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鐵飯碗”下海,成為鄰居們羨慕不已的“萬元戶”;下崗再就業,不但沒有讓自己沉淪,反而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的幸福……因為國家政策的出臺改變個人或家庭命運的故事實在太多。今年89歲的謝貴芳就是其中一位。改革開放之初,她從牛市口街辦竹器社退休,單位一次性給了1100元。那時,她老伴早逝,三個兒子中兩個待業,一個還在讀書。生活的緊迫讓近60歲的她在牛市口開起了一家涼粉店,成為成都首批個體戶之一。4個月後,這個原本困頓的家庭成了成都第一批“萬元戶”之一……

  為求生計 60歲老人“下海”賣涼粉

  “沒有放鞭炮,沒有擺花籃,沒得任何儀式,我們在30多平方米的`店鋪擺了6張桌子。四哥、六哥、老媽齊上陣,還請了兩個服務員,就算開張了。”

  現年89歲的謝貴芳如今閒不住,頭髮花白的她在么兒楊小林位於成都土橋的麵店幫忙,手腳麻利,思維清晰。麵店規模並不大,卻赫然打著“成都名小吃×××麵店分店”的招牌。謝貴芳笑著張羅記者坐下,一舉一動都是生意人的熱情和周到。

  以前,聰明能幹的謝貴芳就從父輩那裡繼承了祖傳的川北涼粉手藝。後來,謝貴芳和丈夫先後生了10個子女,加上贍養老母親,兩口子收入拮据。1961年,謝貴芳來到街辦竹器社計件做工,丈夫則到沙河水泥廠工作。

1973年,丈夫去世,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謝貴芳身上。1979年,謝貴芳退休,單位一次性給了1100元。當時,謝貴芳的四兒子楊樹安和六兒子楊樹元賦閒在家,么兒楊小林還在讀書。謝貴芳的眉頭皺緊了:這日子怎麼熬啊?“要不你還是賣涼粉嘛。”老姐妹幫謝貴芳出主意。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允許搞個體經營,不如重操舊業,謝貴芳決定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年6月1日,“牛市口涼粉店”正式開張,經營涼粉和小籠包子等。“沒有放鞭炮,沒有擺花籃,沒得任何儀式,我們在30多平方米的店鋪擺了6張桌子。四哥、六哥、老媽齊上陣,還請了兩個服務員,就算開張了。”

  爭議聲中 低調添置彩電收音機

  楊小林回憶,店鋪就在當時的勝利電影院對面,成都無縫鋼管廠、成都工程機械廠等眾多大企業都在附近,這是整條街乃至整個城東的第一家個體餐飲店,幾乎毫無競爭對手。加上街坊鄰居都知曉母親的手藝,開張頭天,顧客就排了200多米。“很多顧客就蹲在路邊吃,路邊堆了一排吃過的碗筷。”一家人都沒想到,這一角錢一碗的涼粉、一角五分錢一碗的肥腸粉和4角一籠的小籠包,一天竟然賺了200多元。

 

涼粉成就60老人創業夢
  大約過了4個月,家裡就有了萬元以上積蓄。有了錢,家裡便開始添置家電。14英寸的彩電花了1400多元,神笛牌收音機花了668元,這在普通人家裡,連想都想不到的事。當時,哪家有了收音機,都會把至少半米長的收音機放在自行車上,在小巷裡走家串戶地大聲顯擺。很多人也跑到家裡來看電視看稀奇。

  不過家人都儘量保持低調。改革開放初期,仍有很多人認為去國營單位工作才臉上有光,而個體戶做生意很沒面子。當時,楊小林的同學就常用異樣的眼光看他,還嘲笑他是“賣涼粉的”。

  有了錢,家裡便開始添置家電。不過家人都儘量保持低調。改革開放初期,仍有很多人認為去國營單位工作才臉上有光,做個體戶很沒面子。

  做大品牌 投資百萬籌建小吃城

  當時沒有品牌意識,沒想到要做大做強。2004年,牛市口部分商業路段拆遷,牛市口涼粉店也不復存在。

  1983年,四兒子楊樹安決定自立門戶,在牛市口涼粉店對面開了一家麵館。“吃客們都知道兩家店其實是一家主人,說是搶涼粉店生意,還不如說是把顧客分流了。”坐在春熙路的麵館裡,現年近60歲的楊樹安憶起當年情形,臉上浮起笑意,“一開門就開始忙,很多客人都是從西門、南門騎車過來吃肥腸粉,好多學生是早餐必吃一籠包子再去上學。”

  當年,楊樹安在成都市房建公司當工人,因為覺得工作“風吹日晒看不到希望”,才跟母親下海經商。如今楊樹安已在春熙路、長順上街和土橋開了三家分店,自己的麵店也被評為成都名小吃。老六楊樹元也在世紀朝陽附近經營起小有名氣的魷魚湯鍋。

  經營餐飲店的前幾年,幾乎沒遇到任何危機。直到1984年,牛市口才出現了其他館子。大家都瞅準了餐飲業這個金餑餑,餐飲店也隨之多了起來。這時,牛市口涼粉店開始向行家取經,改良技術、增加品種。楊小林介紹,四川餐飲協會收集整理的《成都名小吃》也把牛市口涼粉店收錄在內,並對母親謝貴芳專門進行了採訪。但由於當時沒有品牌意識,沒想到要做大做強。2004年,牛市口部分商業路段拆遷,牛市口涼粉店也不復存在。

  楊小林躊躇滿志地說,明年他準備和兄弟投資上百萬元,在花牌坊建一個飲食城,就以“牛市口涼粉店”命名,母親就是飲食城的活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