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揚雄所編《方言》，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十幾年前曾認真讀過幾遍，《方言》讀後感。可惜自己不懂語言學，所以一直不敢亂說。只是在一篇討論漢代政治文化中心轉移的文章中略略涉及。我當時寫道：“根據《方言》的介紹，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第一，各地方言從戰國到西漢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是因為，該書大量使用了諸如秦、楚、趙、魏、周、韓、鄭等戰國國名來標明區域界限，方言區有著明顯的戰國痕跡。揚雄編撰此書時，除去查閱典籍外，更多地是向來京城的孝廉、衛卒瞭解各自地區的方言。孝廉、衛卒不可能通曉久已失傳的古代方言。他們所提供的只能是當時正在使用的方言。當時使用的方言表現出戰國的區域特徵，這隻能有一種解釋，即從戰國到西漢，方言區基本沒有變化。（關於這種現象，可以參閱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第二，《方言》也記載了一些普通語，這些普通語按周祖謨先生的意見，“是以秦晉語為主的”。上述兩個方面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一方面，西漢去戰國不遠，舊有的歷史傳統依然頑強存在，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對楚地、齊地、河北趙、魏等地的風俗描述也能使我們感受到，他生活的時代還未邁出戰國的歷史之門。可以說，政治上結束戰國是在秦代，而從文化上看，戰國並未結束。從另一方面看，秦漢統一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已初露端倪。秦晉方言多為普通語，這與該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適應的。”
除了這些認識之外，《方言》還能給我們一些其他的啟示。《方言》在表述上，多數情況下是先列方言詞，最後列出通用語，如《方言》卷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黨”、“曉”、“哲”都是方言詞，而“知”則是通用語。
但是也有的時候編者卻不是這樣處理的。卷九舟條：“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艖謂之艒。小艒謂之艇，艇長而薄者謂之艜，短而深者謂之，小而深者謂之……”（許多字打不出來，轉引至此。）南方地區關於“舟”的種種稱謂在其它地區找不到對應語，更沒有通用語，所以編者在此放棄了常用的方式，而是用解釋性的文字來說明詞意，讀後感《《方言》讀後感》。有些表示心理狀態的詞彙也是這樣處理的。我想，這些需要解釋的、在其他地區沒有對應語的詞彙更值得關注。因為這類詞彙更能反映當地文化特徵。以前讀書時，我的印象是，在識別不同民族語言時，語言學家好像比較關注如山、河、日、月、手、足等基本詞彙的同異。不過，在分析同種語言內部的不同方言時，各地在基本詞彙上好像沒有太大的區別。
《方言》呈現出的最大特點是，較大的方言區都在中原四周，如秦晉區、河北趙魏區、北燕朝鮮區、齊區、吳越區、楚區，而中原地區的情況卻十分混亂，根據不同的方言詞彙可以劃出許多不同的區域，如陳楚宋魏區、陳楚宋衛區、宋魏區、陳楚區、周韓鄭區、周韓鄭衛區等等。嚴耕望先生在《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中將這些混亂的區域合併成一個“中原區”。這恐怕是不行的，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恰好是流行於這一地區的方言詞彙。在我看來，中原地區絕對不構成一個方言區，這是中原地區最大的特點。我的猜測是，中原地區四通八達，戰國時期周邊大國林立，中原諸小國不僅在政治上被迫“朝秦暮楚”，而且在語言上也被周邊大國撕碎了，所以難以形成統一的、排它的方言區。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按嚴耕望先生的考證，上面提到的“陳楚宋魏”中的“楚”並不是指楚國的全境，而只是“指淮北之陳蔡汝潁地區而言，至多擴及淮水南北，決非指荊楚（郢楚）故地而言也。”嚴氏此說有可靠的史料依據，完全可以相信。《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屬楚，故云楚苦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索隱：“劉向《別錄》雲宋之蒙人也。”按此，老、莊正在“陳楚宋魏”區域內。“苦”、“蒙”均在今河南境內。過去論及老、莊思想，學者都強調其楚文化的背景。這是不錯的，楚國多神話，按民俗學的解釋，神話與傳說不同，神話偏重於解釋。在神話的土壤上容易產生像老、莊那樣較為純粹的哲學。但當我們注意到老、莊生活的具體地域時，上述解釋又顯得有些不夠了。為什麼老、莊思想未能產生在更南方的楚國腹地呢？為什麼他們恰好出自楚文化圈的最北部呢？要知道，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這裡已經不屬於南方了，而是屬於河、淮平原。
我們試著解釋一下。《史記?貨殖列傳》稱：“陳在楚、夏之交。”正義雲：“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陳地如此，其實從廣義上看，“陳楚宋魏”整個地區（這裡所說的“魏”也不是指魏之全境，而是指與陳楚宋連線的部分魏地。）都處在南北文化交匯的位置上。這樣的地區是容易產生新思想的。相反，過於閉塞的南楚腹地要落後得多，不易有新思想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