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是中國作家王小波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東方》雜誌的雜文，作者在該作品中傾注了其對中國民眾命運的關注，以反諷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從一個輕鬆的角度來解析身邊複雜的事態。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讀後感欄目為您整理的讀後感，希望您會喜歡。
博爾赫斯有句普通的名言，他說當作家寫作的時候，他總是寫他能寫的東西，而不是寫他想寫的東西。我之所以說它是“普通的名言”，一方面我覺得他道出了書寫本身某些難以言傳的神祕;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博爾赫斯道出的不過是一種寫作的常識。是的，我毫無疑問肯定這是一種常識，被書寫者自身因為沉迷於寫作本身而忽略的常識。我們寫作有多重的目的，但是無論多麼複雜的目的都會自然導向一個方面：我們覺得通過寫作能瞭解這個世界所不為人知的那一面。但是很奇怪，一旦我們覺得彷彿獲知了這個世界的奧祕所在的時候，我們往往發現通過寫作所傳遞出的貌似高深的東西其實大都是常識。這樣以來，我們寫作的終極目的發生了變化：我們原本以為是在發掘真理傳遞真理，其實我們不過是說出了某種常識。我們通過寫作所做的不過是普及常識。寫到這裡，我想起了王小波。
我真正開始寫作的時間是進入大學，是從進入大學的圖書館開始。而後的一段時間，我把我寫作的文稿拿給我的一個老師看。令我十分驚訝的是，她對我的大部分文章都讚賞有佳，唯獨對我原本十分看好的一篇關於王小波的評論文章提出嚴厲的批評。那個時期我十分喜歡王小波的文章，為了寫好那篇評論文章，我甚至專門去書店把王小波的文集購入囊中。對於一個平時十分清貧的大學生來說，這樣奢侈的購書經歷自然十分的少見。所以可想而知我在這篇文章中傾注了多少心血，但是獨獨就是這篇文章遭到了否定。我自然十分的不悅，但是我當時可能覺得我的老師根本對王小波不瞭解所以才這樣妄下定論，所以我後來又把王小波的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拿給她看，希望她從中給我文章一些認同。但是更沒有想到，過了不久，我的老師主動約我談談。我以為她可能對我的文章有新的認識，興沖沖感到她的辦公室，卻看到她嚴陣以待，很嚴肅的表情給我談話。我有些忐忑不安的剛剛坐下來的時候，她開口就說，以後最好不要讀王小波的作品，這種人寫出的東西怎麼能模仿呢。說著她還翻開我拿給她的那本《沉默的大多數》，裡面很多地方都摺疊做了記號，她指著書中的某個段落說，一個作家怎麼能這樣寫東西呢?竟然把自己早年偷偷的拔別人自行車的氣門芯事情寫出來宣揚，而且還對此洋洋得意。最後她用一種總結的口氣說，這樣沒有道德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怎麼可能是一個高尚的作家!而且他的文體十分的散漫，大都是廢話，語義重複不說，宣揚的'都是很多低俗的價值觀，我希望你不要學習這樣的寫作，多學些古典作家，模仿他們的寫作，諸如此類。當時的我被她溫柔的訓斥弄的無可辯駁。但是我突然又有了一些慶幸，我慶幸的是當時並沒有把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拿給她看，否則一定加上一條看淫穢小說的罪名。
在這裡我提到了我的老師。我需要說明的是，我始終對我的這位老師充滿敬意，她實際上是我大學期間最尊敬的一位老師。所以儘管我不能同意她當時對王小波的一系列批評，但是我已經意識到我們對寫作本身有不同的認識。在我的老師看來，寫作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我們通過寫作發掘、傳遞、宣揚乃至說教真理，通過寫作提高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我們要在寫作上作一個社會的楷模，給社會發展一種良性的引導。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她不允許我們在寫作中犯錯，不允許寫作中的不道德，不允許在寫作中宣揚一種純粹個人的價值觀，要把寫作的神聖義務貫徹到底。而在當時的我看來，寫作就是一種純粹私人的事情，寫作的痛苦，寫作的愉悅都與個體有關。我無法把寫作當作一種教化和宣揚某些社會理念的手段。我所“能寫的”和“想寫的”無法統一。我所能寫的無非是從我的一個個體出發，講述我一個人和我背後通過有限的閱讀積累起來的故事;而我想寫的則實在太多，已經脫離了我個人所能承擔的範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喜歡王小波。
但是毫無疑問，現在的王小波已經面目全非了。他由原來的一遍遍講述從自身寫作經驗獲得的常識的王小波變成了現在被過度闡釋變成神話的王小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王小波生前寫作的時候不止一次說他在講述常識，但是現在我們認為他講述的都是真理。一個華麗的轉身之後，王小波成為了神話，以至於去世十年之後，我們(包括寫這篇文章的我)還在不遺餘力的寫文章祭奠他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雙目失明的博爾赫斯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寫了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他說，我覺得我已經寫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然而，我不認為我的寫作生命已經結束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和我年輕的時候相比，現在的青春距離我更近了。這是一位享譽世界文壇的老人對自己一生謙卑而自足的總結。我們絲毫不認為這是一種誇大，當博爾赫斯說“我已經寫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的時候。當然，我們不可能猜測說王小波去世之前十分也如此這般的想過他的一生。實際上，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王小波去世的時候很可能是痛苦纏身，他不可能如此悠閒的思考這個問題。但是我想表達的是，無論王小波生前十分這樣想過這個問題，他的短暫的一生都是一種遺憾，他的寫作更是遺憾。無疑，他在寫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遠。
王小波生前很看好自己的小說，而不是自己的雜文。但是被公眾迅速接受的卻是他的雜文。實際上這並不奇怪。對於王小波來說，寫小說是純粹私人性的一面，他喜歡在自己的小說中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虛構，在他的小說世界中，虛構等同於現實。而在進行雜文書寫的時候，他所顯示出的是他公眾的一面，需要承擔道義和責任。但是正如“能寫的”和“想寫的”總不統一，長期形成的焦慮和分裂讓他不堪重負。《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編，把王小波的雜文一度推向公眾前臺的朱偉先生就曾披露，王小波寫雜文後來無法忍受自己寫作方面靈感的枯竭而痛不欲生。我認為，正是王小波被看好的雜文害了他，他實際上嚮往的還是那種寫小說的生活。他生前實際上很想從公共寫作領域中退回到私人的寫作領域。但是，他的公共寫作或者說雜文寫作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讓他無法退縮。自己“能寫的”和自己“想寫的”始終無法統一的時候，這種寫作過程中的分裂同樣會導致精神和肉體上的分裂，這個還沒有來得及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人就這樣在痛苦中悄無聲息的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