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半人對自由職業的嚮往，如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不過是一種抒情的說法而已。
說穿了，逃離了職場，離開的不僅僅是一份工作，還有這份工作賦予人的身份感、每天都有方向的確定感、至少今天收入有保障的穩定感、如有意外發生多少可以求援的安全感。
往往是自由下來的人才明白，原來當初熱鬧的日子裡，人家找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身份，大半的交往都是以自己的工作身份建立的。工作是個平臺，它收買了你的一部分時間，也買斷了你終身的身份，給了你理由聯絡別人，也給了別人理由聯絡你。這一切，你要自由的時候，它便毫不猶豫地收了回去。
社會認同
曾有一位自由職業的朋友，父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仍然要努力地說“你這樣子，我死都不放心啊。”
通常，我們對自己所向往的一切，都不過是緣於缺乏瞭解。如果有了些瞭解，十之有九都不會再向往；另外一成，即便嚮往，也不會輕率地掛在嘴上。自由職業便是一例。
自由職業適用的第一條便是，自由等於孤立。
說穿了，逃離了職場，離開的不僅是一份工作，還有這份工作賦予人的身份感、每天都有方向的確定感、至少今天收入有保障的穩定感、如有意外發生多少可以求援的安全感。
這些感受，說起來都不見得那麼難扛。就身份感而言，當你自由職業時，你能不能對剛剛結識的陌生人、甚至親朋好友理所當然地說出你的職業，並且絲毫不感覺慚愧？因為現實往往可能是，你已經有三個月甚至超過半年，並沒有獲得你的職業收入，你每天所做的，也許不過是起床後便發呆，看著別人忙忙碌碌地生活，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想找個人傾訴，別人都不見得有空。
更別說，即使你的收入還算穩定，在社會保障極度匱乏的現狀之中，你的父母親人，多半仍然抱有憂慮，並且忍不住隔三岔五就來找你：你這樣太不安全了。甚至曾經有一位自由職業的朋友，父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仍然要努力地說，“你這樣子，我死都不放心啊。”同樣，一個把孩子的自由職業當成值得尊重的工作的媽媽，幾乎是世間的'奇葩，絕無僅有。
自由職業者，面對有工作的人，常常心懷一種慚愧的優越感。一方面為自己的獨立而自豪，另一方面又為自己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而困窘。周圍環境的壓力是每個自由職業者揮之不去的噩夢，而自己的努力仍然是點點滴滴，細枝末節，對旁人來說，並不那麼清晰可見。畢竟，自由職業者並不是自主創業的企業家，說穿了，這些人所掙的，多半也不過是餬口的生存資本，這點上，和大部分工薪階層並無區別，更何況同樣的收入，風險遠遠大過有工作的人，還少了工作所能帶來的種種社會認同和歸屬？
身份定位
彷彿工作身份是人一生的核心身份，一旦主幹斷裂，其它所有的枝枝葉葉便隨之枯萎。功成名就彷彿不再是理想，而變成了義務——— 否則你為什麼不工作？
雖然沒有了職業的正式身份，但人確實在無形中還有一些自己的身份，可以把自己和他人聯絡在一起。譬如共同的出身地、畢業學校、工作過的企業或行業之類，即所謂的“隱形組織”。然而，對於自由職業者來說，這種隱形組織和自己的關係，變得格外的奇怪。
人與人隱性地交換，利益交換，情感交換，經驗交換，到了自由職業者身上，往往都缺乏基礎，變得不能成立。說到底，隱形組織的存在，是為了一種優越感、認同感，但自由職業的邊緣化身份，以及並不常態的生活方式，很難與正常工作的人分享感受與經驗，優越感和認同感因此不復存在。我所認識的大半自由職業者，對校友或老鄉基本毫不動容———他們既然早已無法從集體中獲得認同，就必須習慣自己處理自己的感受。
此外，生活波動更頻繁的自由職業者的情緒也比他人波動更頻繁，這種波動對於關係半生不熟、往往是流於應酬的隱形組織來說，顯得頗有些神經質。
於是，被周圍人不斷施壓的自由職業者，一方面有意維持一個正常的交際圈，以免久居家中，變得世事不通；另一方面往往為了迴避壓力，又不得不減少和這種可能對自己造成壓力的老相識來往。於是，和種種隱形組織的關係，相比有社會身份的同類，便變得既需要緊密，又顯出奇怪的緊張感來。
因此，許多自由職業者，在喪失了社會認同的身份之後，其它的身份也陷入緊張——— 無法在隱形組織中找到認同感，也無法獲得家庭的支援。
況且，往往自由職業者並非不得已而為之，通常都是主動放棄了工作，為了理想中的自由而做出了改變。在這種大家都覺得不再安全的緊張局勢下，功成名就彷彿不再是理想，而變成了義務——— 否則你為什麼不工作？這個問題，也會給許多並沒有熱切追求功成名就的自由職業者製造巨大的壓力和困惑。彷彿自由職業是一個邊緣化的選擇，而壓力往往會把這個角色推得更遠———他們本不覺得自己異常，這時候也要開始反思，我真的異常嗎？想實現個人的想法，就必須功成名就給大家看，否則就證明我的想法沒價值嗎？
因而，通常大部分最終堅持下來的自由職業者，心理得到的歷練，甚至超於身邊最親近的人的想象———他們內心的孤絕感，與他人的距離感，對人情冷暖的認識，以及自我奮鬥意識，自然遠非沿著職場一路走下去的一般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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