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班文化盛行，這使許多員工面臨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甚至有員工因不堪加班選擇自殺。下面是本站小編精心整理的日本加班文化盛行背後的原因，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幫助!
日本加班文化由來已久，但去年聖誕節一名年輕女孩的自殺，讓人們重新關注這一社會問題。
“面對工作必須視死如歸”
11月7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出動90人的搜查大隊，突擊檢查了大型廣告公司電通的辦公室，尋找其員工超過法定限制加班的證據。檢查地點包括電通位於東京的總部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的分公司。
據訊息人士透露，至少有30名電通員工在政府調查中表示，每個月工作時間超過100小時。日本政府“盯上”電通的導火索，是去年其24歲女職員高橋茉莉(Matsuri Takahashi)因工作勞累患上抑鬱症，最後在宿舍自盡的悲劇。
《日本時報》援引厚生勞動省官員的話稱，“這並非年輕員工自殺的孤立事件，我們要確定公司的管理是否存在問題”。
電通是日本廣告巨頭，佔據本土25%的廣告市場。根據美國彭博社的資料，該公司的客戶包括LV、雀巢、日本銀行等赫赫有名的大企業。年度財報顯示，電通擁有4.3萬名員工，本土員工佔49%。對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而言，這家公司是夢寐以求的歸宿。
高橋一度是人們眼中的幸運兒，從東京大學文學系畢業後，順利進入電通線上廣告部工作。然而“噩夢”就此開始。打卡記錄顯示，高橋曾連續工作48小時以上：在去年的10月25日週日傍晚7點27分進入電通後，她馬不停蹄地工作了53個小時，直到10月28日中午12點42分才離開。
高強度的工作令她幾乎沒時間休息，經常晚上只睡兩個小時。“我的女兒告訴朋友和同事，她一個星期只睡了10個小時，每天最大的願望就是睡覺。”
作為成長在網路時代的女孩，高橋經常在社交媒體上抱怨自己的現狀。她在推特網上寫道：“我再說一遍，如果必須在週六和週日上班，那我就去死。”“死亡也許是幸福的。”“當你每天在辦公室度過20個小時，就不會再瞭解生活是什麼了。”
在去年10月加班時間超過130小時、11月加班超過90小時後，高橋在12月25日選擇從公司宿舍跳樓自殺。
高橋的死並非電通第一次發生類似的悲劇。早在1991年，該公司一名24歲的員工就因過勞而輕生。1950年，電通制定了被稱為“鬼10則”的嚴格社訓，教導員工把工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其中一條是：“面對工作，不準放棄，必須視死如歸。”這些原則被用於培訓新員工。在高壓式的勞動氛圍中，管理層對員工的評價和考核深受社訓影響。
年輕女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終於讓電通發生了一些改變。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電通在今年10月18日將法外勞動時間(加班及節假日工作時間)的上限由原來的70小時減少到65小時，同時禁止員工在晚上10點至凌晨5點留在辦公室。
但這一切對高橋和她的家人而言於事無補。“我的女兒永遠回不來了。”高橋的母親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告誡說，“沒有什麼工作比你的生活更重要，我強烈希望‘過勞死’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黑企業”剝削員工?
如果朋友能在高橋生前給予更多關懷，她是不是就不會走上絕路?也許吧，如果他們有時間的話。
今年10月初，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首部《過勞死對策白皮書》，以各種資料和死亡案例警告企業善待員工。當局也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不遵守勞工法的`企業。
《白皮書》公佈的加班工作記錄顯示，接受調查的1743家企業中，22.7%不遵守工作時間準則和平均加班時限;更糟糕的是，11.9%的公司表示，有員工每月工作超過100小時。最易導致過勞死的行業是資訊產業和產品技術研發業。學術界、郵政服務和運輸業也是加班的“重災區”。
此外，世界銀行的調查顯示，日本是世界上員工享受帶薪休假最少的國家之一。日本員工每年平均只有10天的帶薪休假，而且許多人可能連一半都用不到。另一項研究發現，日本每6個工人中就有一個人從不享受帶薪休假。
超負荷的工作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了傷害，尤其是年輕人。“日本經濟新聞”網站稱，20多歲和30多歲的員工特別容易患上抑鬱症和其他心理障礙，這是精疲力竭所致。
英國路透社認為，日本加班文化的盛行是勞動法第36條的悲劇性後果，它給予僱主讓員工加班的權力。法律規定，每週的正常工作是40小時，最多加班15小時。但如果公司與其工會之間有書面協議，法律實際上允許無限制的加班。
在高橋的悲劇發生後，東京昭和女子大學教授八代尚巨集(Naohiro Yashiro)呼籲：“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就意味著必須有更嚴格的法律法規限制過度工作。《白皮書》披露，每年有96人因過勞自殺，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在日本，壓榨、逼迫員工超長時間高強度工作的企業甚至有了專門的稱呼——“burakku kigyo(黑企業)”。
《日本時報》的評論員麥可·霍夫曼(Michael Hoffman)寫道：“‘黑企業’沒有正式的定義，但它傳達的是類似奴隸社會的剝削制度。與奴隸制相比，‘黑企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員工名義上可以自由退出。”
日本《花花公司週刊》講述了“A君”的經歷：28歲的A君在某企業擔任裝配線主管，名義上他的工作時間是上午8點到下午4點半，但實際上，由於工作進度緩慢，他要從上午6點半工作到下午4點半，尤其是在業務繁忙的7～11月，每月工作140個小時已成為常態。
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公司還在減少加班費。勞動省官員來檢查時，公司就會進入合規模式。A君為何不辭職呢?他的答案是：“如果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會的，但目前還找不到。”
加班文化為何在日本盛行
67歲的寺西惠美子(Emiko Teranishi)是日本一家全國性組織的發起人，該組織致力於在法律層面防止過勞死。20世紀90年代，惠美子的丈夫因不堪工作重負自殺。他生前是一家蕎麥麵餐廳的經理，由於擔心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工作，他每天加班，最終患上了抑鬱症。
“他每年工作4000小時，”惠美子告訴《日本時報》，“上班需要打卡，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在超負荷工作。在去世前的日子，他曾告訴老闆自己沒有食慾，睡不著覺，但老闆無動於衷。”
澳大利亞新聞網稱，日本政府也曾嘗試解決加班問題，但麻煩在於，從上世紀末開始盛行的加班文化已成為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在競爭壓力與成功慾望的混合下，很難說服人們用更多時間休息。
“經濟崩潰了，泡沫破裂了，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沒有人有心情聊天。維護人際關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996年，曾經暢銷日本的《AERA》週刊在報道中寫道：“這是一個到處打折處理的時代，唯一的問題是，你值多少錢?”
瑞穗綜合研究所高階經濟學家(Yasuko Oshima)指出：“許多公司希望年輕員工長時間工作以學習新技能，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司一直在降低勞動力成本，這增加了每個人的工作負擔。還有一些人並不排斥加班，因為他們覺得，只有工作時間比其他同事多，才能得到晉升。”
大約20年前，一則商業廣告一度令某功能性飲料熱銷。廣告創意在今天看起來可能有些幼稚，卻是當時日本社會的真實寫照：一名精英男士大口喝下飲料，然後爆發出驚人的活力。“你可以奮鬥24個小時嗎?”他自豪地說。而另外一邊，領導面無表情地回覆：“24個小時是不夠的。”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應用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學家古麗·巴扎洛娃(Guli Bazarova)，在接受日本“Sputnik Japan”網站採訪時指出，在經濟發達的日本有如此多的工作狂，是因為日本傳統文化中基於服從的心態。
“日本人一刻都不放鬆，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自己做錯了，就會連累整個公司。日本企業會讓員工意識到他是整個系統中的一環，不能掉隊。同時，日本人的一切都和事業相關，包括社會地位和家庭。”
人們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因此玩命工作，但這種“熱情”是有侷限性的。巴扎洛娃分析道：“在某個時刻，他們會開始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工作，我這是為了誰’，個人的情感需求隨著年齡而變化，一旦得不到答案，就會導致嚴重的個人危機，也就是精神上的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