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正在籌劃一趟單車旅行，帶兩個孩子去走萊茵河岸。5天單騎，一天20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圖的時候，接到臺北馬英九市長的祕書來電，大意是說，因為馬市長希望邀請龍教授回臺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臺北。”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假思索地答覆：“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嘛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沒幾天，接到馬市長自己的越洋電話。從電話的交談中，我知道，這個人，還真的讀過那些沒什麼意思的書了。又過了幾個禮拜，接到市長貼身祕書的電話：市長將親自到法蘭克福來，晚上8點多到，“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我也記得自己當時三分玩笑、七分認真地答覆：“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於是市長風塵僕僕從臺北飛到羅馬，在羅馬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祕書一人，擺脫了記者團，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尋找我離城20里路鄉下的家。
我不是個高傲的人，曾經有記者觀察到，在簽名售書的場合裡，當我坐著為排隊的讀者簽名時，如果年長的讀者出現，我一定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為他簽名。但是面對代表“權勢”的市長，卻表現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近情理。於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養成過程時，不禁自問：這種對權勢的“傲慢”，究竟其來自何?
立正
從記憶深處第一個浮上來的，竟然是孟子。13歲的時候讀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雖然還不知道何謂富貴、威武和貧賤，也不懂“淫”“屈”和“移”，但是句子的斬釘截鐵，以及那斬釘截鐵的語言所釋出的一種簡單但絕對的力量，顯然讓年幼的我深深震動。高中時，讀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認為權傾一時、讓王侯畏懼的強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頂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貴加以誘惑、威武加以震嚇、貧賤加以壓迫的情況之下，才測試得出來。
有一天，在鄉下和幾個同學在“民眾服務社”打乒乓球。突然聽見很大聲的“立正”的命令。聲音那樣熟悉，原來是父親，穿著一身整齊的警官制服，帶著幾個警察，向前來視察的分局長敬禮。立正在他身後的警員更是一個箭步過來，把我們幾個穿著拖鞋短褲的國中生連推帶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讓我們舉起右手抵著額頭，做出軍警的敬禮姿勢。
不知為什麼，我竟然覺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15歲的我拿出孟子《盡心篇》，走到父親面前，說，“你看!”
父親正在一盞昏昏的燈下剪他的腳趾甲，腿蹺在一張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過我的書，還真仔細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議，把書還給我，說，“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來聽聽。”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無所事事，說，“來，一起背。”
姊弟兩個，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舊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燈光下，開始背《告子下》。
在那一天，15歲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艱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難，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殘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15歲的我心中暗暗發誓：長大以後做什麼都可以，但絕不做那必須向人立正敬禮的人，也不做那被別人立正敬禮的人。
等到後來讀到《公孫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而對齊王表達“士”與“王”分庭抗禮的'獨立位置時，我大概已經被孟子薰陶得差不多了。
獨立
沒想到自己在1999年真的去“做官”，進入了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做決策，發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也就是說，當上位的決策者給出錯誤的指令時，做為下屬的人，如何能夠不盲從。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上，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的機會。
有一天，一份蓋滿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蓋了那麼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員全同意了。仔細讀，卻看得我直皺眉頭。原來這是市長室下來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經濟園區落成，市長要去剪綵了。為了剪綵的風光，市長室的官員請文化局責成下屬美術館配合剪綵時段，在該園區辦一個美術展，同時，請文化局安排開幕時現場表演節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經蓋了好多“擬辦”章的公文上，寫下推翻一切的局長批示：
1 美術館展覽屬藝術專業範圍，自有其嚴格規定之專業流程，不宜配合市長剪綵“演出”。
2 文化局對市民負責，非市長幕僚。安排表演活動目的在培養市民美學則可，在“配合”市長剪綵則不可。以上事宜由新聞處幕僚單位出面作業較妥。
公文批好之後，再把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一路到主祕、副局長都請來局長室，拿著白紙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溝通觀念：文化局是臺北市的文化決策機構，獨立行使職權，對市民負責，它不是市長的幕僚或“化妝師”。談完後，同仁一一離去，主祕卻不走，面有難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話要說。
他極坦誠地告訴我這孟子的學生：“局長，您的理念我完全瞭解，而且贊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諸文字，因為公文複閱，迴流的一路上每一個官員都會讀到，給市長室的人難堪，就是給市長難堪，不太好。官場還是有官場文化的。您還是讓我去用電話表達比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著這資深公務員大約足足兩分鐘之久，心中深深感動，他如此細緻而誠懇地衛護一個“誤闖”官場的人，怕她受傷害。思索片刻之後，我說，“明白你的細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這一路上舊觀念的公務員不會認識到文化行政獨立的重要。有白紙黑字，才能讓公務員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吧，包括市長室的公務員。”
主祕無奈地拿著公文起身離去，“而且，”我說，“我有信心市長自己也會支援這個立場。”
我其實並不知道市長會怎麼反應，但這是個很好的測試吧。當天晚上，跟市長通電話，我把這個批示原原本本道來。他靜靜聽完，輕鬆地說，“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啊。這種觀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開始談別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沒有接到過類似的指令。
教訓
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也要求屬下官員培養獨立意識。三年後，有這麼一個下午，我在視察一個劇院工程時，看見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樓房露出一整面難看的牆壁；準備上油漆暫時遮醜的鷹架已經搭設完成。黃昏遲遲的陽光，剛好把鷹架那橫七豎八的竹影，淡淡地，錯錯落落地，斜斜灑在那頹廢斑駁的牆上。
我被那剎那間發現的美，驚呆了。站著不動，好像聽見陽光在那牆上悠悠移動的聲音。
從美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我交代隨行的高階官員：不要上油漆了。就請藝術家把陽光自然投射的鷹架的影子，淡淡地畫在牆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藝術了。
高階官員說，馬上辦。
過了兩個星期，我問專管公共藝術的承辦人，那面牆做好了嗎?
有個講話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說“還沒”。又過了兩週，仍是“還沒”。過了一個月，仍是“還沒”時，我準備發火了。把科長和科員請到面前，板著臉質問延宕原因。這個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輕聲地說：“局長，公共藝術，您不是說，‘公共’的意義就是，它必須來自藝術家的創作，而藝術家的創作還要經過一個和市民互動，得到市民響應、接受的過程。您不是說，過程比藝術品本身還重要。那一面牆，儘管只是劃上一點影子，其實都是公共藝術的範疇，就應該經過那整個藝術家創作和市民互動的流程。局長說畫什麼，就畫上去，可能違背了公共藝術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太妥。”
她靜靜地陳述。我靜靜地聽。
那面牆，沒有處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員也給我上過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