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分處春秋戰國時期,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學說,大家一起看看下面關於孔子與孟子論文吧！
孔子與孟子論文
孔子與孟子的修辭觀比較
【摘要】孔子、孟子都善於言辭,但孟子對孔子的“辭巧”修辭觀既有繼承也有偏離。文中闡明由孔子的“辭巧”到孟子“善辯”的流變,比較兩者同中有異的修辭手法,揭示造成兩者差異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孔子 孟子 修辭 辭巧
闡發其思想,並與戰國中期的其他學派進行鬥爭。孟子運用修辭來實現有效表達,他對孔子的“辭巧”觀也具有明顯的繼承性。但他們畢竟分屬於兩個時期,孟子與孔子相比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一、從孔子的“辭巧”到孟子的“善辯”
1、孔子的“辭巧”修辭觀
(1)講求文采
孔子“辭巧”修辭觀體現在他的言論中,孔子提出“情慾信,辭欲巧”指的是文章要有充實的內容,又要有華美的表現形式。孔子在形式上注重“辭巧”,但主張要將內容與形式結合起來。他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人陳,非文辭不為功。”強調的是語言的技巧,文章的文采。
(2)反對浮誇的“巧言”
孔子主張“辭巧”,並不是一味地追求文辭的華美。他在提倡文采同時,堅決反對那種虛偽不實的巧言妄語。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言君子言辭得和順美巧,不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他還認為花言巧語足以敗壞道德,花言巧語的人缺少仁德。
2、孟子的“善辯”論
孟子在語言表達上也注重“辭巧”。《孟子》中的散文,巧妙地運用問句、反問句、排比句等多種句式,增強了文章的氣勢,雄辯有力。
孟子一生不斷地在和人辯。不過,他卻承認自己好辯,與人辯論是不得己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自認為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以接受孔子的傳統自居。而當時,儒家禮樂學術遭到破壞,孟子自然要起來吶喊。
二、孟子對孔子修辭手法的繼承與背離
孔子注重文采,語錄體的《論語》呈現出簡練、準確,又典雅、含蓄等特點;風格上,既富於深邃的哲理性,又有一定的文學情趣。而這種獨特的風格又是通過多種多樣的修辭方法表現出來的。孟子繼承了孔子辭巧觀,善用多種修辭手法,實現語言表達的目的。
1、比喻
孔子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寓理於喻,孟子也繼承了這一點。但相比之下,《論語》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內容嚴肅深刻,有哲理,說教性強。而《孟子》中的比喻雖然也取材於現實生活,但內容上迂迴曲折,主張鮮明,論辯性強。
(1)孔子的比喻
孔子的比喻取材於現實生活,較多地體現出儒家的人生觀、哲學觀、道德價值觀,帶有濃厚的說教意味。
例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孔子在這裡把非正當手段得來的富貴比作虛無飄渺的“浮雲”,表達了他重視儒家知識分子操守和人生價值追求。
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論語子罕》)
“斯”指的是前面的“川”,即河水。孔子把逝去的時光比作日夜不停的流水,表達了對光陰易逝的感嘆,同時又蘊含著動靜相對的哲理。這個比喻形象、生動、有深意,這句話因此而成為一句名言流傳至今。
又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
“”和“”是車轅前固定橫木的木銷,沒有它就無法套住牲口,車自然也就無法行走了。孔子用比喻說明: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就好比車沒有“”和“”一樣,在社會上是行不通的。這個比喻闡述了孔子的守信思想。
(2)孟子的比喻
孟子在喻體的選材上更為廣泛,往往通過比喻深入淺出地說明道理,表明自己的主張,論辯意味濃厚。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譯註告子章句上》)
孟子以水的流向不分東西為喻體,試圖說明人性是不分善惡的。孟子是性善論者,他在以水設喻的同時,借力打力,抓住水的基本特性,顯得更有論辯性。
同為比喻,但孔子重在言教、說理;孟子更多的是言辯,用比喻說服他人。
2、排比
《論語》和《孟子》均為先秦儒家的經典文獻,都使用了排比的修辭手法,具有可比性。總體上說,《論語》、《孟子》中都大量地使用排比手法,增強文章的表現力,這是兩者在修辭上的共性。差別在於《孟子》的排比句要比《論語》的排比句使用得多。《論語》排比的意圖是“辨惑”,《孟子》的排比的主要意圖是“辯論”。
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孔子用這個排比句向他的學生子路講述了自己的志向。
又如:“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
這個排比句從做事、交友和學習三個方面為弟子們解說為人的處世準則。
而孟子用的排比與孔子有很大不同,不僅僅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文字通俗流暢,無生硬語,又喜歡使用層層迭迭的排比句式,這樣就形成了《孟子》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富有氣勢。
如:“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孟子連用了五個句子構成排比以蓄文勢,下文又連用四個短句直接道出了齊宣王的“大欲”這個排比,宛若洪水開閘,勢不可擋,使得齊王無法置辯。
3、對偶
對偶這種修辭手法是將結構相同、字數相等的兩句組成對句,通過對比來說理。《論語》和《孟子》中的`對偶句都比較多。
(1)《論語》中的對偶又可以分為正對與反對兩種。
正對:兩句性質相類似,所表現的思想內容相同或相近。如: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論語泰伯》)
反對:兩個對句的內容相反,形成鮮明的對比,表達深刻的思想意義。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論語為政》)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論語述而》)
這些對偶句,工整醒目,音韻和諧,語句凝練,對比鮮明,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
(2)《孟子》散文中的對偶句也有正對和反對。如: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
“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同上)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對偶在數量上使用得更多,對偶句使用了200多次。有的篇章甚至全篇都使用對偶句。孔子的表述卻在一問一答間使用,更加自然,不露痕跡。
4、設問和反問
《論語》和《孟子》中都大量的使用設問和反問。《論語》是語錄體,因而設問和反問主要集中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對話中。而《孟子》中的設問和反問往往在一個篇章的某個段落當中,以“合奏”的效果達到論辯的目的。
(1)孔子的設問和反問
孔子運用設問和反問的手法,與他啟發式教學的方式密切相關。設問是為了強調自己的看法或結論,先提出問題,然後再把自己的看法說出,自問自答。
如: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
此句孔子表明自己為人磊落,自問自答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文章中用設問手法引起讀者的注意,增強文章的說服力。
反問也叫反詰,是隻問不答,其義自明。文章中適當地運用反問手法,可激發讀者自己去體會文中的內在含義。
如,《論語先進》記載子路向孔子問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死是怎麼回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沒有做正面回答,用反問激發子路自己去思考。恰當地運用反問比直接說出答案更鮮明有力,更富感情色彩,具有啟發性。
(2)孟子的設問和反問
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以“利吾國”為話題,藉機提出對“王道”的見解。先提出反問“何必曰利?”接著仿效梁惠王求“利”的話語模式,仿寫了三個設問。“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闡明先講“利”後講“義”的弊端,指明瞭王者“仁義”的重要性。最後,在結尾處反問“何必曰利?”照應上文。全段將反問與設問有機結合起來,多個設問又構成排比句,更具氣勢。
三、孟子修辭觀不同於孔子的原因
1、社會歷史原因
孟子的修辭帶有較重的辯論色彩,這與他所處的時代密不可分。戰國時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各派對社會政治、學術問題紛紛發表自己的論點,“辯”成為時尚,遊說諸侯,進行政治活動,宣傳自己行王道、施仁政或其他政治主張。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時代風氣下,要闡明儒學的觀點,維護自己的立場,就需要辯論。
2、孟子個人原因
孟子的修辭論辯意味濃離不開他的個人原因。他為人自傲自負,鋒芒畢露,不似孔子那樣深沉莊重。孟子內在精神上氣概浩然,是其散文氣勢充沛的內在動因。另外,他思維敏捷、好辯且善辯。再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文人自貴心理,而孟子又德才兼備,才華橫溢,自然感覺自己有傲視人下的資本,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居高臨下、言辭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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