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問是生命的學問，其精髓是做人的道理，並將這些道理身體力行，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去。儒學是為己之學，而不是為人之學。也就是說，儒者的修養，主要是靠自我覺悟，自我挺立，提升自己，成就自己，實現自己的價值，而不是擺擺樣子，做給別人看的。儒者的身教與言教，如果說可以影響別人，那也不是強加式的，而是引導式的，感通式的。儒者提示、啟悟與他生活在一起的學生或周圍的人，領略、覺識自己生活的目的、意義、價值。儒家教育的目的是成就人格，其向度一是提升境界，二是做修養工夫。所謂人格境界論，就是儒家哲學的形上學，或者叫境界形上學。儒家的境界形上學彰顯了人的終極性，但與生活世界並不隔絕，可以下貫到日常生活中去。反過來說，儒家思想並非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說，只是俗世倫理，它的性與天道的思想含有深刻的哲學形上學的內涵，其日用倫常亦可以提升到形而上的境界層面。形上與形下，境界與工夫，高明與中庸、神聖與凡俗是相互貫通的。儒家的這些哲理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和價值。
一、孔子論君子、聖人、仁人與成人
在儒學的話語系統中，說到人格，是不討論自然人，而只討論道德人的。儒家不排斥功利，但批評僅僅以個人功利作為生活的總目標的人，並稱之為小人。君子與小人之辨，是人格與非人格的區分。道德人當然首先是自然人，道德人並非不講功利（在一定的時空場合反而更講族群、整體的功利），但人格境界是從價值上說的。孔子所提示的人格，是君子人格，其最高的境界是“ 聖”即“聖人”的境界，次高的境界是賢人的境界，然後是君子的境界。孔子繼承先哲所提倡的道義原則、仁愛忠恕原則、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想，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中國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據。這些價值理想通過孔子自己踐仁的生命與生活顯示了出來。
先說君子。《論語》多處記載孔子及其高弟討論君子與小人之辨的文字。據《雍也》，孔子曾提醒子夏，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指出，君子的人格境界、修養進路和行為準則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君子與百姓是有差別的。作為管理者的君子與被管理者的百姓的關係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論語·堯曰》)孔子肯定君子的物質利益要求和食望的滿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節之以禮。“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發大財，做大官，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當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沒有吃完一餐飯的時間離開過仁德，就是在倉卒匆忙、顛沛流離的時候，都與仁德同在。（1）人生存的價值就在於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為學也已。”(《論語·學而》)在這個意義上，“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以上是孔子對君子人格的基本描述，也是君子內在自覺的要求。
再說聖人。歷史上被尊奉為聖或聖人的，都是後死者對前人的追封。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有操守的君子是現實人，而聖人則是理想人。郭店楚簡《五行》指出，“聖”德，聖與仁、義、禮、智五德之所和，屬於天之道的境界，仁、義、禮、智四德之所和，屬於人之道的範疇。又說：“聞君子道，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天道也。”(2)按，這裡“聞君子道”的“君子”，實指聖人。現實的人們與理想的聖人有時空的阻隔，二者相接，是通過耳的聽聞，氣的感應，心的溝通。聖字（繁體）從耳，此不僅凸現聖人的聽德，指能夠容受逆耳之言（耳順），而且表示人們與聖人相感通的路徑――接受音樂、樂教的薰陶，通過耳聞，進入心靈。聽是天賦的能力，胎兒在娘肚子裡就有聽覺。
關於仁人。孔子思想的核心範疇是“仁”。“仁”字的內涵有層次的區別，高一層次的“仁”可以統攝與“義”、“禮”、“智”、“信”並列的低一層次的“仁”。就前者而言，《中庸》引述孔子的話說：“仁者，人也。”在儒家看來，“仁”和“仁人”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高標準，是最高的道德原則。孔子從不輕許人（包括他自己）為“仁”：“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在特定的語境中，孔子視“聖”與“仁”為同一境界。他答子張之問，指出令尹子文只能算是“忠”，陳文子只能算是“清”，尚未達到“仁”之境（見《論語·公冶長》）。對於他的學生，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他肯定其才，但未期許為“仁”（同上），評價他最稱道的`顏回亦只到這種程度：“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對於政治家，他只肯定管仲“如其仁”（《論語·憲問》）。他對管仲之違禮有嚴厲的批評，但承認管仲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避免了生靈塗炭，在這個意義上接近了“仁”，然並不許管子為仁人。有的論者批評孔子，既提倡“仁”，又說這個人沒有達到“仁”，那個人沒有達到“仁”，那麼“仁”有什麼普遍性和現實性呢？產生這種誤解，是不懂得“仁”在孔子那裡，是有層次區別的。以上所引，是與“聖”等值等價的“仁”。至於“仁”的原則的普遍性和實踐“仁”的現實性，如：“樊遲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