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孔子與《春秋》

再論孔子與《春秋》 韋先生：

您好！收到來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諄諄相責，知道都是為了我好，高情深謝。我在印大的論文可不敢寫得那麼自由，否則恐怕連文憑都拿不到－－－美國研究所從來都是一板一眼。學校本是“人才工廠”，永遠在製造著社會所需的各種型號的人才，而象在下這樣廢料恐怕什麼型號也合不上。在此地念書沒有獎金，全靠家裡支援，所以心理壓力很大。有時不能不顧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國人。我沒有什麼生活享受的慾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讀過先生《儒家與現代中國》中的自述，深受感動。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與《春秋》”是一篇經學習作嚴格意義上的經學有類西洋學術傳統中的神學，不應帶有歷史意味。經學的孔子乃一歷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並不必然等同於歷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萬世立法”一說（一如神學的耶穌不同於《偉大的哲學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預言家）。彼時即此時，此地亦即彼地；時空在人而言，而歷史文化精神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春秋》經世，真正的謎局不在經內而在經外－－只要人性的弱點存在，何時而非春秋之際？經內的謎局只是經外謎局的影身而已。我們心中的歷史文化精神若能解開現實世界的困境，經內的謎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與《春秋》”正是藉著中國歷史的“空套”探討當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決之道。

近幾百年西洋文明擴張的結果已將整個世界納入西方歷史文化的大系統之中，而這段連續的歷史發展是以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覆亡為其起點－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臘羅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較一下基督教系統和儒家系統我們就會發現《舊約》的說書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穌總以“神子”自居〕，而《詩》、《書》則從“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過宗教神祕經驗領悟的超驗的“上帝”，另一位則是從政治、歷史的經歷總結的經驗的“上帝”（類似客觀必然性）此其二者相異之大較。早在安瑟爾謨以“本體論證法”調和信仰與理性之時，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癥結即已萌芽。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聖經》由拉丁文譯為各民族語言而人們無需通過教會即可直接與經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統內部的這一矛盾隨著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長愈演愈烈。而高度發達的西方科學與西方哲學正是這一文化病症的表現。

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關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為什麼古代中國發達的技術沒有萌生現代科學。這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不僅中國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臘羅馬文化）都沒有萌生現代科學。真問題應當是為什麼唯獨基督教文化系統發展出現代科學。我是這樣看的：基督教系統的宗教性相要求進入《聖經》情境之人通過“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覺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識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實），這一系統必然發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過“上帝”的眼光不斷向外部世界擴張－如此才能滿足這種病態的文化心理。而在經院哲學階段開始發育成熟的希臘文化工具理性為之提供了滿足其慾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現代科學（中國人講“利用厚生”，技術僅為滿足實際需要而存在，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統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統的“理性”在這種病態文化心理的驅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從而達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過“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無法象中國文化系統的“理性”一樣順利地發生自我意識，從而生昇華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發達的“理性”幫助之下從自然界中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類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動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釋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則的機括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人”因此不斷髮生“異化”，淪為其所釋放的自然力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