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仁”與“禮”的關係出發，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關係，指出凡君子所行就是“仁”，即使在當下不符合“禮”，但從長遠看來還是符合“仁”的標準的；而小人就必須用“禮”來約束，使之行為不違背“仁”。以“仁”、“禮”關係作為標準，孔子從道德上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從智力上把人分為上智、中人及下智。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孔子關於仁的論文，歡迎來參考！
關鍵詞：“仁”；“禮”；劃分
對於孔子思想中“仁”與“禮”的關係，一般認為二者是意識和實踐的關係，“仁”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和追求的最高目標，“禮”是價值標準和外在要求，二者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可以說“仁”就是內化的“禮”，“禮”就是外化的“仁”，“仁”是內聖的基礎，“禮”是外王的條件，只有二者相結合，才能成就內聖外王的聖賢。但是，在《憲問》中有記錄，“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可以看出，孔子對於管仲是肯定的，說管仲的行為是符合“仁”的標準的；而在《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在這一句中，明顯可以看出，孔子認為管仲不符合“禮”的規定性的。由此可見，管仲這個人在孔子那裡，用孔子的“仁”和“禮”的標準去衡量，是隻符合“仁”而不符合“禮”的。一般的對於“仁”與“禮”的關係的認識，是認為二者具有內在一致性。也就是說，具有“仁”的品質的人，他們的行為也必然合乎“禮”的規定，反之，在行為上能遵守“禮”的人，也肯定就能達到孔子所說的“仁”的境界。但是孔子卻認為管仲達到了“仁”卻不符合“禮”，這與一般的對於孔子“仁”和“禮”關係的認識是相矛盾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與“禮”並沒有內在的一致性。那麼這二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君子是一刻也不會離開“仁”的，君子之所以叫做君子就是因為他們符合“仁”的標準。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如果一個人是君子，那麼，他的所作所為就是符合“仁”的標準的，即使在當下不符合“禮”的要求，從長遠看來，還是符合大眾利益的，還是可以歸於“仁”的。就像《憲問》裡說，“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未死，有利於天下民眾，便是大節，為公子糾而死，只是小信小節，小節要服從大節。顧炎武在《曰知錄》中說：“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可見，即使管仲的做法不符合“禮”的要求，他依然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在《伯泰》中有記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蒽，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顏淵》中也說：“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無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見，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他們本身不能達到“仁”的境界，所以他們的行為必須有一定的規定性以保證其不會破壞“仁”，這個規定性就是“禮”。“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憲問》)“禮”是統治者統治人民的一種工具，是維護一種秩序或者達到“仁”這樣一種狀態的必要手段。
可見，“仁”與“禮”的區別並不在於一個是“意識”一個是“實踐”，而是對於不同等級的人要達到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不同規定性。是孔子對人的不同劃分導致了“仁”與“禮”這兩個概念的差別。簡而言之，孔子認為能達到“仁”的境界，並且其行為不違背“仁”，不違背民眾利益的人是“君子”；而不能達到“仁”的境界，並且其行為必須依靠“禮”來約束才能不違背“仁”的要求的人是小人或者愚人，也可以說是一般民眾。根據這個標準，從道德上，孔子把人劃分為君子與小人；從智力上，把人劃分為上智，中人與下智。
孔子所說的君子始終是不違“仁”的，而小人卻在不同的方面，從不同的'程度上違反了“仁”。一、在對待“天”、“道”、“命”的態度上，“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君子有所畏，所以他們在行事的時候，必然是以不違背“天命”、“大人”或者“聖人之言”為前提，或者說是出發點的。而他們行事的目的也是有利於這些他們所敬畏的事物的。而小人則無所畏懼，他們沒有任何敬畏，所以在行事中只依據自己的好惡來行動，所以行事的結果往往造成許多不利的結果或者影響。“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所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路》)可見，君子通常在“大道”上有所擔當，而小人卻在小事上計較。
二、在對待義利的關係上，“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始終把“德”和“義”擺在首位，並不以自己的私利為目的，心懷天下，為人民著想，所以能凡事皆以“仁”為出發點，小人卻正好相反，如果沒有一定的禮數來加以約束，他們就會沒有任何顧忌的去追求私利。
三、在對待他人的問題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
君子在與人交往中，注重整體的利益以及團結，可以為了整體而犧牲自我。小人只會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勾結在一起，當整體失去價值的時候，小人們便會分散開來。這種現象也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而“禮”恰恰是要把大家約束在一個維度之內，使得人們不能隨意的破壞一種和諧或者說秩序。破壞整體利益的就是隻顧一己私利的小人，也可以說，“禮”就是用來規範小人的行為的。
四、在對待困難的態度上，“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述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君子面對困難毫不退避，敢於直面問題，並且能夠堅守自己的立場與信念，不像小人一樣整天為了困難而哀愁，消極。君子解決問題依靠自己，不依賴於別人，也不會為了解決自己遇到的困難而危害別人的利益。小人就正好相反了。所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小人往往會藉助別人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有時甚至是使用損人利己的方式。
正因為君子在各個方面，無論是行為還是信念都堅持大眾為先，不以自己的利益為重，所以君子的行為從始自終都不會離開“仁”，也就是說，君子的行為就代表了“仁”。小人作為與君子相對的一群人，他們凡事以自己為先，這樣就容易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更有甚者會禍國殃民，所以對於這類人，要制定一套“禮”來約束他們的行為，規定他們該做什麼，要如何做。這樣才不會危害人民的利益與統治的秩序。
在智力上，孔子把人劃分為三個等級：上智、中人和下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在這裡，孔子說的“上”指的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等。對於中人以下智力的人，不必對他說太多高深的，他所不能夠理解的話語，即使告訴他，他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行事，如何幫助實現“上”，只需要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要如何去做就可以了。這樣形成的規定性就變成了“禮”，中人以下的人只要遵守“禮”就不會違背“仁”。對於中人以上的人，他們的智力可以領悟到孔子所說的“上”所容納的廣泛內涵，並且能夠自覺的為實現“上”而作出努力。他們會思考什麼於“上”是有益的，什麼於“上”是有害的，能夠自覺的趨利避害。所以他們的行為就不會違背“上”，也就不需要“禮”的約束。因為“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可見，孔子理想中的人是君子，是上智之人，因為只有他們能實現孔子的理想與信仰。但對於小人和下智之人，孔子也沒有放棄，依靠“禮”來約束他們，依靠“教”來化育他們，期望他們能夠配合君子和上智之人來實現自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