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和禮各自的地位和價值及其相互關係，一直是眾所注目的重要問題。或雲仁重於禮，或雲禮重於仁，眾說紛紛，莫衷一是。事實上，仁固然是孔子的發現，但仁的發現原本是對禮的意蘊深入開掘的結果，而禮的價值也正由仁的發現而重新確立。仁是禮的內在根據，仁心外化而成禮，依禮而行而成仁，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恰成一辯證的統一關係，而其前提則是：仁作為一個德性範疇乃是一個動態的存在，即仁由根之於心的潛在的德性，到經過禮的規範而實現為完美的人格，其間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仁之作為潛在的德性和禮之作為外在的規範，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價值。仁不發於心，則禮便成為毫無意義的虛文；而失去禮的規範，則仁流為自然性情，雖不失為直，但卻難免於野，甚至難免為亂。由仁之作為動態的範疇這一特點，我們又不妨推斷：人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獨特的人性觀。
關鍵詞：孔子 仁禮相成 動態 人性觀
孔子的學說，當時深得其心的弟子顏淵已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嘆（《論語·子罕》以下引《論語》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對孔子學說的理解也已有差異。孔子卒後，關於孔子學說的真諦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兩千多年來，解釋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棟，但孔子的思想卻不僅沒有因此而變得清晰明朗起來，相反，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難以把握了。不過，在眾多不同的解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些為大家所一致認同的東西，這就是仁和禮。儘管人們對仁和禮各自的內涵及相互關係仍有不同意見，但幾乎無人否認，仁和禮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綱領性意義的兩個概念。
一、仁的發現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
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已經產生。據學者們研究，仁字和仁的觀念皆淵源於古東夷文化，後來進入“中國”，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春秋時，仁往往與忠、義、信、敏、孝、愛等並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並未受到特別的重視，只有到了孔子這裡，仁才被從其它德性中超拔出來，並被賦予新的豐富的內涵。（1）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世衰道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為“自諸候出”，再降則“政在大夫”，三降則“陪臣執國命”，“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完全亂了套。但是，在這崩潰和混亂的局面中，禮樂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一方面，有識之士鑑於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竭力強調以禮治國的重要性，認為禮是“國之基”，“人之幹”，“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昭公五年）；“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識之士的倡導下，一股頗具規模的禮治思潮蔚然興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為了鞏固其已經獲得的地位權力，滿足其高高在上的虛榮心，也需要用禮樂來文飾自己。他們除了自己親自學習禮樂知識外，還重用一些懂得禮樂知識的人。掌握一定的禮樂文化知識成為當時一般士人入仕為官的一條捷徑。如此一來，學習和研究禮樂文化竟成為一時的社會熱門（關於春秋時期禮治思潮的興起和學禮之風的盛行，吳龍輝博士有較詳細的論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據說他小時候做遊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禮儀演習，大概就與這種風氣的影響有關。長大以後，孔子憑著“好學不厭”的精神，敏求善思，終於成為一位名聞當時的禮樂文化大師。他設壇收徒，不僅很多普通人來向他學習，而且一些貴族人物也經常來向他學習，請教各種禮樂知識。
孔子十分重視禮，認為對一般人來說，“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對統治者來說，“上好禮，則民易使”（《憲問》），“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但孔子對於禮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