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包含著一些辯證法的思想，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發展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聯絡觀；“叩其兩端”、“執兩用中”的矛盾觀。孔子的辯證法思想屬於唯心辯證法，並且帶有很大的直觀性和猜測性。
關鍵詞：孔子；辯證法思想
孔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包含著一些辯證法的思想。這主要散見於《論語》一書的各篇中，雖然比較零碎，缺乏系統化的理論形態，但不失為辯證思維的花朵。本著實事求是和“揚棄”的態度，探析孔子的辯證法思想，對於我們批判地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發展觀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個大變動的時代。當時，奴隸制在新起的封建勢力面前逐漸衰敗，新的封建制生產關係迅速擴大。新生事物與舊有勢力之間的鬥爭極其複雜，整個社會呈現出動盪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從小就“多能鄙事”（《論語?子罕》，以下引語凡是出自《論語》的，只注篇名）。他認為，宇宙間諸種事物都處在不斷執行和變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在這裡，孔子下了一個明確的論斷：天並未說什麼，可“四時”照樣執行，“百物”照片生長。可見，孔子已經比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時”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內在規律性，不受“天”的干擾。因此，當他站在河邊，面對流動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子罕》）——時間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動一樣，晝夜不停。
在孔子看來，不僅自然界的事物是運動變化的，人類自身也是如此。人類的認識是一個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的發展著的過程。在他自述為學之路時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從他“十有五而志於學”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並且“不逾矩”，說明人的認識、知識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勤學多積累，是可以加以改變的。那麼，這就和他所說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應該承認，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時也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視學習，提倡“學而時習之”（《學而》）、“學而不厭”（《述而》），認為“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並立志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奮，“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所以，我們對“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釋只能是：孔子承認“生而知之”並且視之為上等的，但他在實際活動中處處以“學知”為重，強調“學”和“習”。正是由於“學”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識、認識沿著從“立”——“不惑”——“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這樣的軌道逐漸地增多、深化和發展。對於人類自身，孔子還提出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的命題，認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於後天“習”的作用才發生顯著的差別。顯然，孔子認識到人性並非天生不變，而是可變的。
對於社會歷史發展，孔子沒有作過非常明確的論述，但這方面的思想痕跡卻是客觀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張關於“十世可知也？”的問題時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關於孔子的這段話，筆者認為，一方面，它確實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會歷史觀上的變化發展思想。正因為孔子看到社會歷史向前發展了，所以他主張對前代之“禮”作一些“損益”。無論怎麼說，孔子沒有把社會歷史看作是凝固不變的，否則，他就無法提出“損益”的主張來。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聯絡觀
《論語》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絕了四種毛病：主觀武斷、絕對肯定、拘泥固執、唯我獨是。如果我們拋棄其階級屬性，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衡量，孔子的這種態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閃光之處。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各種事物和現象既普遍聯絡又相互區別，因此，人們在認識事物、處理問題時，不能就事論事，不可單獨、孤立地看待某個事物或某個問題，而必須用聯絡的觀點，全面地、客觀地看問題，避免主觀武斷和一麟半爪，這樣，方能使問題處理得準確、恰當。可以說，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種樸素的聯絡觀，它自發地遵循了辯證思維的路線。孔子在其一生的實踐活動中自覺地堅持了“四毋”這種樸素聯絡觀，這從他的許多言論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