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倫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倫理獨立承擔著培植中國人道德意識的使命。人們按照儒家倫理的要求規範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著自己的成德之路，並憑著對儒家倫理的學習和實踐而謀取功名利祿，成就一番事業。隨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入，儒家道德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漸淡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對於這一現象，許多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人都抱以深深憂慮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將當代中國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歸結為一個世紀以來知識階層對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試圖通過對儒家思想的再度詮釋和弘揚來恢復儒家道德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與一般研究者的思維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論文通過對孔子思想的考察與分析，試圖從儒家自身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和價值傾向來找出導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從其本身來揭示出它的歷史命運。這裡首先指明的是，由於本篇論文的觀點均出自對《論語》中孔子及其學生有關論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並不是一個關於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綜述。論文中所涉及的問題甚至不能涵蓋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將孔子思想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加以綜合和分析，其目的在於揭示孔子思想中所蘊含的矛盾和問題，從而激發人們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孔子以及後來儒家思想家的思想。並在系統地反思清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塑中國人的道德世界。
一。“君子”概念的雙重屬性
學術界公認，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為“成聖之學”，即以一種理想的人格作為道德實踐的最高境界。可以說，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內容和思維方式都是圍繞著成聖之路而展開的。正是由於儒家的道德實踐旨在成就一種聖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實必然要求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個可以承擔這一理想的社會群體。在儒家思想中，能夠負載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規範的現實主體就是君子。在《論語》中，孔子雖然經常表達出對聖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為生活的楷模和實踐的目標來教育自己的學生。他經常將君子與小人對舉，以表明自己的價值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實踐的最高理想，但在現實生活中，人應按照君子的標準來實踐儒家的道德，逐漸地向著成聖之路趨近。
在孔子生活時代，“君子”是對處於統治地位的貴族的通稱，所以君子這個概念自始就是一種身份概念。《詩經》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於孔子奉行“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而且由於他將君子品格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傳授給他的學生，因此，在現代一些學者看來，孔子打破了傳統的等級界限，使君子這個稱謂由身份概念轉變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這樣一種認識誤以為身份概念與道德概念是相互矛盾的，故對一方的肯定就必然伴隨著對另一方的否定。沒有意識到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對特定的行為模式的要求，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道德內涵。中國道德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道德要求與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所有的規範均依身份而定。如“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句話，其中既包括了對身份等級的確認與肯定，也包含了相關的道德要求。身份構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對身份的確認和維護，兩者相輔相承。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它表現為一方面舊的等級秩序以及附著於這一秩序的行為規範已不再能有效地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層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傳統等級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權，以顯示自己所獲得的權力和地位。“八佾舞於庭”、“季氏旅於泰山”等現象就充分表明雖然傳統的等級制度已不再具有權威性，但人們的等級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孔子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要將人們的等級觀念轉變為我們今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平等觀念，而是要為當時的社會尋找到重新劃分社會等級的依據和尺度，從而為等級制度的恢復和鞏固奠定更加牢靠的基礎。孔子對周朝禮樂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表明孔子只是拋棄舊的劃分社會等級的血統標準，而將人們的文化修養和道德成就作為證明等級制度合理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