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本文探討了孔子提出的“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並分析了其現實借鑑意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論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關鍵詞:孔子；為政以德；思想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諸子各家，在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就表達出對清廉政治的嚮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可以說是廉政思想理論的倡導者，他主張仁政德治的同時，“禮治”卻始終貫穿其中。孔子在充分借鑑西周初期“明德慎罰”思想的基礎上，主張以德治國。用道德手段來達到治國安民的目的，對後世封建統治階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把實行德治放到了治國的核心地位，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種思想在當時雖未被認同，但卻為西漢以後的歷代統治者提供了一條治國良策。
一、“為政以德”思想的提出
在孔子看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是必然的，而且每一種進步，都是以前一種社會形態為基礎而自然孕育的，所以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但國家的興衰，政權的存亡，則主要取決於統治集團是否賢明。認為只有統治集團的賢明，才能夠實施“愛民、惠民”、“使民於義”的德政，反之，則實行暴政，必然會導致天下大亂，最終喪失政權。所以，對於商湯伐桀、周武伐紂給予了肯定，認為“德喪”，是夏桀、商紂失去天下的根本。同樣，對於春秋社會的那場混戰，權力傾軋的局面，孔子認為是“禮樂崩壞，天下無道”的結果。為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孔子周遊列國，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企圖通過對西周社會制度的“改良”(即損益)，為新興的封建領主階級開劈一條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路線。
二、禮治，是實現“為政以德”的根本保證
禮治，是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具體施政綱領，更是“為政以德”思想得以實現的根本保證。孔子認為必須通過教化來開啟天下人之“仁”心，通過人的道德自覺來實現禮治，因此，他特別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並進一步論述了“仁”與“禮”的辨證關係，指出，“仁”是“禮”賴以存在的靈魂，“禮”是“仁”的具體表現形式。失去“仁”則“禮”無存在的意義，反過來，沒有“禮”的規範制約，則“仁”無法表現亦無以保證，同樣發揮不了作用。因此，他說：“禮雲禮雲，玉帛乎哉?”(《陽貨》)，“人而不仁如禮何”?指出一個人，如果不“仁”，即使知“禮”，也不過上虛偽的擺設罷了，充其量是一個偽君子。禮的存在與鞏固，要以人的道德自覺為基礎，並舉例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學而》)。“孝悌”是仁之本，而“犯上”與“作亂”，乃大逆不道之舉，為“禮”法之所不容，一個人，如果具有“孝悌”這樣的仁心，就自然不會產生“犯上”的動機而作亂。因此要想成為真君子，則必須以仁為本，修心養性。反過來，一個人若徒有仁德之心，而不“修禮”，則同樣難成君子。他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一個人，如果只有恭、慎、勇、直等德性而不知禮，則其行為無以指導、規範，他的仁德不僅表現出來，甚至會事與願違，走向反面，因而，“禮”自然應成為君子修心養性的基本內容之一，知禮的程度，標誌著君子德性修養程度。
三、“以民為本”是“為政以德”的政策綱領
“以民為本”，是“為政以德”思想的政策綱領，要求當政者在制定具體的“使民”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民眾的利益，不過度的“傷民”、“害民”，而儘可能地“利民”、“惠民”，給民眾提供一個相對寬鬆的修養生息的政治環境，絕不能與民爭利而厚征斂聚，剝削過度。因此，他極力反對季孫提高對農民徵收稅率的做法，指出：“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以其薄”(《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在回答子張“如何從政”的提問時，提出了要“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堯曰》)的“役民主張”；不僅如此，孔子更進一步提出對百姓要“富而後教”：子適衛，冉僕。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所謂“教之”，就是要通過教化手段。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使百姓能夠正確理解當政者的“善政舉措”，自覺自願地服從統治，擁護統治。他反對用單純政令刑罰強迫百姓順從其統治的做法。尖銳地指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意即有失身份)。”(《堯曰》)並將此謂之“四惡”而加以批判。
孔子只所以提出要“以民為本”，是他認識到了民心是政權的基礎，人民主宰歷史的真理。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載舟覆舟”論斷：“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這在春秋時期，是難能可貴的。正因為孔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告誡當政者，“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好國家的3個基本要素，尤以“民信”最為重要。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己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四、“德主刑輔”是“為政以德”的法治理念
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並不排斥以政令刑罰為基本特徵的法律手段，而是認為，法律作為一種明辨是非，教人“可為與不可為”的國家強制手段，本身必須符合“仁”的原則和“禮”的規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懲罰得讓百姓誠服而自覺維護統治者的意志，否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並且他進一步指出，法律，只是治理國家的一個輔助手段，而不是根本。統治階級只有將其政治統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礎上，培養起符合其統治意志的社會道德觀念，依靠人的道德自覺，才是保障天下太平的根本。所以，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就是說，單靠法律禁令來引導百姓，用刑罰來強迫百姓的行為，百姓只會為避免犯罪受罪而被迫遵守法令，並沒有犯罪的羞恥感，但若用道德教化來引導百姓，用禮制來約束百姓的行為，百姓就會有了羞恥之心，就會自覺地走上正道，(即維護統治者的統治，遵守統治者的統治秩序)。他的這種思想，對於我們今天的法制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借鑑意義。
五、結語
總之，孔子所建構的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論，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不朽的價值，因而受到歷代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視，對於穩定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仍然值得繼續研究，剔除糟粕，汲收精華，為進一步完善民主法治服務。
孔子“為政以德”思想博大精深，其精髓可概括為“六為”：
一、正己為先
正己是孔子為執政者提出的'首要行為準則，他要求為政者實行德治，必先努力修行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為。一是正己必先自立。他一再提醒為政者要以德修身、“修己安人”；“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在他看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與其碌碌無為一生，還不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二是正己才能正人。當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還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還把為政者之德比作風，老百姓之德喻為草，“草上之風必偃。”為此，為政者必須做到“先之，勞之”；“先有司。”只有這樣，才能“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三是正己要謹言慎行。就是一言一行要自重，要“言思忠、事思敬、貌思恭。”孔子把謹言慎行視為人的重要品德之一，要求做到“訥於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反對言過其行、言不及義、道聽途說，認為“巧言亂德”、“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在“訥於言”的同時還要“慎於行”、“行篤敬”、“行之以忠”，真正做到言語忠誠真實，行為“敬事而信，”容貌舉止恭敬端莊。四是正己要自省改過。“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要經常做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不善如探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同時，還要“見其過而內自訟”；“過則勿憚改”；“不貳過。”只有為政者以身作則、“為政以德”，那麼老百姓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二、寬厚為懷
“仁政”是孔子推崇的施政之道，而寬厚、愛人則是“仁政”的本質、核心和第一要義。在《論語》一書中，論及“仁”處多達109次，孔子一生頑強執著，就是為了推行仁政，追求仁道。他要求為政者應以寬厚的態度來治理國家和對待人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這裡的寬厚態度實際就是“仁”的胸懷。他所說的“仁”就是“愛人”，“好仁者，無以尚之；”“唯仁者，能好人”。他把愛人看成是人生的一種美德，認為不具有“愛人”的思想，就不可能達到“仁”的標準。他還以“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作比，進一步說明“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鄉黨》裡曾記載有這樣一則故事：“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短短十二個字，通過記述孔子因馬棚火災而問人不問馬的對話，生動表現了他重人賤畜的仁道精神。怎樣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仁者愛人”的具體內涵呢?孔子與子張的一段對話給於了精闢地答覆。子張曾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子張又問哪五者，孔子答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如何才能達到“仁者愛人”之境界，孔子認為“為仁由己”，求仁、成仁是一種自覺的、主動的道德行為，只有依靠本人努力追求，才能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他反覆強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當仁不讓於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由此看來，真可謂是生命誠可貴，仁者價更高。這也就是孔子一生“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懈追求仁道動力之所在。
三、教化為重
富而且教是孔子德政思想的基本內容，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質之關鍵。孔子要求富民，但又強調在富民的同時進行道德教化，用德去誘導、教育老百姓，使人向善。孔子在推行教化的過程中，強調以德為先，他的整個學說有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認為人的內心的道德水平決定人的行為的高低，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認為教化目的是培養人的良好道德品質，並將教育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置德於諸科之上，“立於道，據於德”，以此造就一大批仁人志士。在“道之以德”的同時，孔子認為還應“齊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老百姓行為，使老百姓“有恥且格”。“禮，國之幹也”；“不知禮，無以立”；“不學禮，無以立”；“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因此，要通過教化使老百姓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禮教這一問題上，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只能使“民免而無恥”；只有“約之以禮”才能使老百姓知恥且自覺地來遵守，這反映了孔子對老百姓人格的尊重、價值的肯定和地位的提高。在推行教化的具體方法上，孔子倡導“載己行化”、“湯之灌雪。”他認為：“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因此，居上位者必須推行“七教”，即：“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它可以使民“棄惡如湯之灌雪焉”，“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
四、誠信為本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在孔子的思想中，誠信乃誠意正心之基，立身處世之本，只有誠信，才能不自欺，慎其獨，德潤身，“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孔子把信視為“仁”的五種美德之一，“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在人生修養上強調“無信不立”，“信則人任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不信無復”，“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正如他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時所言：“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慧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他認為達到了誠信境界，站著就好象看到“主忠信”幾個字顯在自己眼前，坐車上就彷彿看見“主忠信”幾個字刻在車轅的橫木上。只有這樣，才能使“朋友信之”，“雖蠻貊之邦，行矣。”如何才能做到誠實守信呢?就是要象孔子講的那樣以誠待人“三不以”：一是“不以辭盡人。”不言過其實，不口惠而實不至，“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二是“不以口譽人。”不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孔子非常厭惡花言巧語偽君子，指出“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因此，他直陳己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也。”三是“不以色親人。”不面善心惡，表裡不一。孔子視率直為做人已到通達境地之表現，“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在他看來，“君子之於明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惶惶而不信，吾不知之也。”從這些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了他對貌合神離、“匿怨而友其人”之徒的深惡痛絕，真可謂是“倩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五、忠恕為道
“忠恕之道”乃孔子“一以貫之”之道，孔子對曾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由此可見，忠恕貫穿於孔子全部思想，有了忠恕的思想基礎，在自身修養上要達到了仁的境界也就容易了；只要本著忠恕原則，在為人處世上什麼事情都好辦了。“忠”者，有誠懇為人之心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取人信必須“為人忠”、“行之以忠”，不能“謀而不忠乎。”“忠”是一種心靈美的表現，就是要成人之美，不能成人之惡，捨身處地成全別人，但願人人過的比自己好，決不能有害人之心，更不能設定陷井讓別人往裡跳。就“恕”的內容來看，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恕”者，無絲毫害人之意也。孔子在回答子貢“有一言可以而終身行之者乎”之問時說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常言所說的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恕”也是孔門儒學中最為頂上的功夫，“恕”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難怪就連孔子的高材生子貢說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時，孔子坦言相告：“賜也，非爾所及也。”
六、思義為要
在《論語》一書中，“義”多與“利”相對，如“見利思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等。在孔子的義利思想中，他認為表觀在具體日常生活中，義乃先決條件，貧窮而不能忘義，如因不義而獲取富貴，君子當不齒。他曾告誡人們“毋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他非常讚賞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安貧樂道處世態度，還樂觀地言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對此，他又進一步闡明瞭自己觀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就是常說的君子取財有道。孔子不僅如此而言，而且依言而行，他一生積極追求功名，實現政治抱負，也曾獲得過相應豐厚的待遇和顯赫的政治地位，但他從不以失義而取利。當齊景公欲將廩丘城邑劃給孔子作封地時，他因其政治主張未被採納而堅辭不受。這正是他“先事後得，”“先難而後獲，”“敬其事而後其食，”“見得思義、義然後取”思想的真實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