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政倫理思想體系的特點分析，這些特點初步奠定了儒家行政倫理文化的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人類歷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恩格斯在分析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時曾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可見任何思想道德的理論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也不例外，它陷於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歷史背景之下，在繼承和發展前人行政倫理思想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想體系。
一、行政倫理的本質上獨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繼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成分，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宗法，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它以孝悌為根本，維護親親、尊尊的等級制度。這一特點可追蹤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原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從中可見“仁”的最低標準是不“犯上作亂”，用於維護統治秩序，“仁”的根本是“孝弟”，用於維護家庭秩序，是維護宗法秩序的根基。孔子本人也說：“孝慈，則忠”OMT為政可見他把“孝”作為忠於國家的前提，這樣就把維護統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統一到維護宗法秩序的軌道上來了。《禮記·喪禮》曾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祭義》曾載：“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禮記·曲禮》也載：“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可見仁是合同的，禮是別異的，用仁愛團結內部，用禮節區別嫡庶、長幼、尊卑。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意識形態化的表現。《國語·晉語》中也明確提出“愛親之謂仁”。這些均說明仁愛始於愛親，孔子的仁愛思想遵循“親親有術，愛有差等”的原則，仁愛首先是愛“親”。他認為只有親近自己的親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見“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也只有愛“親”，仁愛才能在民眾中推廣開來，體現於“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可見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標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強調尊卑必分、長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亂”，促使人人安分守己，從而達到社會和諧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這一思想曾受到當時墨子“兼愛”思想的猛烈抨擊。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的宗法性還表現在《禮記·坊記》中曾託名孔子說：“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君主，一個權力中心，這在價值標準和思維模式上就賦予了君權天授的觀念。孔子本人也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義”。還有孔子關於平民與小人的論述，如“小人學道則易使”、“唯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其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這些除了是在繼承原有的宗法等級觀念基礎之上對平民的蔑視之外，同時也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統治方法披上合理的倫理外衣。此外，孔子還主張延續“貴賤不懣”的等級制度，反對庶人議政，輕視生產勞動，過分強調盡孝、守孝和祭祀等。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針對孔子倫理思想的宗法性特點，“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它，在當時被部分人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為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聯結之根幹。其流毒不亞於洪水猛獸。”此批判雖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質的影響之深。
二、行政道德的修養上注重“實踐”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強調為政者“志於學、志於道”，把“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作為其處世準則，處處約之於“禮”，時刻不忘“克己復札”，視弘“道”和天下歸“仁”為己任。其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堅信“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並把追崇的“仁”和弘揚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諸“實踐”(指為政者個人行政道德修養方面的踐履、篤行)。孔子特別注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主觀踐履，主張為政者應努力學習和加強自身修養，認為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為政治國，出仕的宗旨是為了弘“道”、踐“仁”和行“義”。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道”《泰伯》、“學而優則仕、不仕無義、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微子、“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而且他強調對行政倫理和道德的認識應努力在為政治國的過程中自覺的躬行，認為只說不做、言行脫節、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虛偽，毫無實際的道德價值可言。體現於孔子所說：“君子恥於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孔子還提出了“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張，把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緊密結合起來。孔子雖把學與思作為重要的修養方法，提出了：“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但他更強調學的重要性，不是將人引向智者的思辯，而是要求：“君子學而志其道”子路即通過學習把握“道”，修身養性以行其“道”，去推行他的濟世抱負：“仁以為己任。”泰伯就連培養弟子的落腳點也是為政治實踐服務的`，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可見，孔子認為書讀得再多，如排不上為政的用場，這樣的學習是無用的。再有教育方法上也注重“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顏淵對孔子教育方法的評價也是“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述而可見孔子注重“行”，提倡“躬行君子”，反對誇誇其談、阿諛奉承。認為這種人沒有仁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主張“言必信，行必果”子張、“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他選拔人才的原則也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他要求的“士志於道”、“志於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均可見其反對消極避世，提倡積極用世，以“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的執著態度去推行自己的濟世主張。並進而提出了“殺身成仁”衛靈公的豪言壯語，既體現出願為實現其道德原則而獻身的大無畏精神，又把“仁”的意識落實到了行政實踐上。在踐行社會規範——“禮”上，他也要求為政者日日“克已復禮”，處處約之於“禮”，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納入“禮”的軌道，使自己成為“立於禮”、“知禮”、“事禮”、“崇禮”的君子典範。從而奠定了他的“實踐”性行政倫理思想。
三、行政人格具有雙重性
孔子倫理思想中的理想行政人格多指君子人格，它是智、仁、勇三者的結合，因為孔子認為“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罕，可見它是一種道德化的人格。他在《里仁》篇中反覆說：君子“志於道”、“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這些是他對君子人格的希望和要求。孔子對行政人格強調兩點：一是行政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即所謂“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講道德自律，講人對道德的能動作用。他認為行政人格的塑造須經以下幾個步驟：首先是“行己有恥”，這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其次，注重內在的修養，強調學和思結合，只有“內省不疚”，方能“何憂何懼”!再次，在道德實踐中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惜為“仁”捨生忘死，表現出封建士大夫的一種深沉而崇高的行政人格。關於行政道德人格的主體性部分，是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子罕》篇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孔子這些關於行政人格的名言警句，曾作為一種極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和培育了多少重氣節、有骨氣、富有犧牲精神的志士仁人，譜寫了許多道德力量的悲壯讚歌。二是行政主體的客觀制約性。孔子在提倡行政人格的主體性的同時，又主張對它進行框範和限制。他主張君子處世“度於禮”哀公十一年、“約之於禮”泰伯《禮記·表記》曾載孔子謹記：“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因此他恪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日用“天命”、“大人”、“聖人之言”和“禮”來約束行政人格，最終使行政人格窒息在“道德”的壓抑之下，使之成為“道德”的犧牲品，到後來朱熹把它發展為“存天理，滅人慾”的信條。行政人格的制約性，根源於孔子行政倫理中“禮”對“仁”的制約，如《顏淵》指出“克己復禮為仁”，並強調只有視、聽、言、動等一切言行都不違背禮才稱得上是“仁”。就連作為“仁之本”的“孝”也是受禮的約束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這些都反映了宗法專制對行政主體的控制。行為上的節制和精神上的壓制，促成了孔子行政人格的雙重性。作為“道”的倡導者和理想政治的代言人，孔子表現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有著“天生德於予”述而，以致“殺身成仁”的強烈使命感，可心靈深處又保持著對君主深沉的敬畏和眷念。《孟子·滕文公下》曾載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孔子行政倫理思想力求“道”與王權的統一，但實際上卻導致了對王權的服從和恭順。《水滸傳》中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因“忠義”兩字的束縛而最後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從這些人的身上可以也看到孔子行政人格中對君主的敬畏和順從的縮影。
四、行政倫理規範上突出“情感”性
從現代行政倫理學的角度講，行政倫理的規範作用，是由外在的道德評價作用於行政人員內在的道德情感來實現的。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中也有強調道德規範和自然情感統一的一面，它突出道德規範的“情感”性，而且“凸”到了親情大於一切。如《陽貨》篇中談到“三年之喪”時說：“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認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樣一來把對君子“三年之喪”的倫理規範看成是“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情感的外化，視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的親子之情的自然表達。這種孝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這種“家事”重於“政事”、“孝”重於“忠”的價值取向，浪費為政者的為政時間姑且不說，造成荒廢政事的損失則不可估量。在論述孝順父母和忠於君王的關係時，他指出：“孝慈，則忠。”為政“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子罕、“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這樣就把行政人員的家庭倫理規範政治化了。像“父母在，不遠遊”，為了盡孝，為政者到遠處為政任職也是有損“孝”道的，這樣就把人束縛在固定的區域和人群中，限制了其充分、自由、全面的發展。在論證道德與情感的關係時，孔子輸人了一個“直”的觀念，來溝通二者的關係。《子路》曾載：孔子對“子證父攘羊”的事例大為不滿。日：“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裡的“直”相當於“孝”，是一種道德品質，又是一種自然情感，是父子親情相融的情感。這種盲目的“孝”為孔子所贊同，，其道德評價標準是“親親為大”、“孝，仁之本也!”屬於典型的“情”大於“法”的範例，父子相隱，是維護社會法制秩序和維護家庭人倫關係不可調和的價值衝突，即我們所說的情與法的衝突。孔子認為子為父隱是“孝”，主張為了維護人倫關係而可犧牲法制秩序。這一特點直接影響後來孟子稱道舜為包庇犯罪的父親而放棄帝位，揹著其父逃到海邊隱居起來的事例，也初步奠定了後世“父為子綱”倫理基礎，也影響到當今某些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感情用事，親情至上，以致踐踏社會公正，褻瀆法制的嚴肅性。這種情感化的道德規範與現代社會的民主法制是格格不入的，社會主義道德倡導的是國家、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國法”重於“家規”。當然孔子的“孝”也有一定的分寸，並非對父母盲目的“唯命是從”，他還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l2里仁。可見孔子認為盡孝是絕對的、無條件，高於忠君，臣對君只要以道盡忠，不聽規勸還可辭職，對父母的孝則是無選擇的。這一特點也初步奠定了後世“百行孝為先”的倫理基礎。
五、行政倫理體系中盡顯人文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繼承了周文化“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的傳統，表現出了對人生哲學的濃厚興趣和刻意追求。從“為政以德”，為政“仁人”等行政倫理觀，經行政人格的培養和錘鍊、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的從政宗旨，再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的從政理想狀態，無不體現出是對人世的思考、對人文的關懷。其行政倫理學說歸根結底是重視民生疾苦，期待為政者實施德政仁治，強調人際倫常，提倡社會和諧，追求天下安定。可以說一部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講的是“人道”、是人和人事活動，討論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的道德問題，探究的是怎樣成就人等問題，強調的是“仁人”、“安人”、“濟人”、“知人”、“立人”、“達人”、“舉賢人”等現實主義原則，體現的是對民本的關懷、對人的肯定、對人事活動的重視、對人生價值的弘揚。就連對待他敬畏的鬼神也是從人道的現實出發的，他曾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也可見他清醒理智地把自己的倫理學說與宗教劃清了界限，淡化了宗教意識，為建立人的價值觀念開闢了先河。在這一點上，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高度稱讚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怪，認為在孔子的影響下，中國人具備了完備的道德，他本人也很崇拜孔子，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直報怨，以德報怨”是超過西方基督教教義的最純粹的道德。對於神，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同樣是著眼於“祭神”的現實功效。從中可見，講求現實的孔子對鬼神之事表現出的是一種空前豁達的態度：鬼神說它存在就存在吧!反正它對行政道德的推行有益無害。倫理和宗教有其共同點，它們都旨在推行一種社會道德。所不同的是，在進行道德說教時，宗教所藉助的是外部的“神靈的力量”，而倫理則訴諸與社會現實的規範和人內在的自覺。以此來分析孔子的行政倫理體系，不難發現孔子十分強調“禮”的規範和“仁”的內在自覺對為政者的效應，即要求為政者堅信“人能弘道”、“吾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進而做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從而否定了“福善禍淫”的宗教效應：“子日：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當子路問“死”時，子日：“未知生，焉知死”先進，也說明關注的不是宗教的生死輪迴，而是現實人生。由此可見孔子行政倫理思想是人文的而非宗教的。在這點上黑格爾也認為：“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的智者，”孔子行政倫理思想體系的特點分析孔子的行政倫理思想中的一系列“重民”、“安民”、“寬民”、“教民”、“惠民”、“富民”等民本觀點也充分體現了其人文性這一特點。
綜上所述，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的以上特點，開創了儒家傳統行政倫理思想的先河，對後世的行政倫理思想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難怪北宋宰相趙普宣稱：半部《論語》治天下。夏曾佑先生也說：“孔子的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一身，中國的歷史，即孔子一人的歷史。”確實，孔子文化博大精深，其精華部分還待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