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作為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有其獨特而深刻的消費思想，主要體現在“節用”的消費行為規範方面。墨子兼顧功利主義與節儉主義的倫理思想，對構建現代經濟條件下的新型消費倫理，培養節儉之美德，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論文關鍵詞：墨家；消費倫理；節用；興天下之利
從戰國到漢初，墨子和他學派的聲名及影響幾乎與不相上下。《韓非子·顯學》有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子對於孔子和所粉飾的各種煩瑣的禮儀制度，很是反感。《淮南子·要略》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對素有節儉勤苦之名的夏禹倍加推崇，墨子及其弟子效仿傳說中的聖王禹，皆能苦行，視苦若甘，專注勤儉，倡導節用，其節用、自苦為極的樸素消費倫理觀體現了小生產者及平民的利益與要求。墨子獨特而深刻的消費倫理思想，主要體現在“節用”的消費行為規範方面，並始終貫穿著功利主義與節儉主義的統一。
一、消費行為規範：“節用”
墨子主張的消費行為規範，概括地來說主要是“節用”。趙靖先生評價說：“在墨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生產論實際上成了節用論的從屬部分。在墨學十大綱領中，經濟方面的綱領只有一個：‘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墨翟幾乎把一切經濟問題都納入節用的範疇下，把節用看做是解決一國經濟問題的不二法門。”墨子主張節用，源於他對生產與消費關係的深刻認識。那種不顧生產對消費的決定和制約，盲目追求奢侈消費的行為，是治國的七大憂患之首。傳統中，生產是古代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風調雨順與政通人和對一個國家和人民來說相當重要。一方面，風調雨順意味著五穀豐登，衣食有望，否則“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謂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凶。四谷不收謂之潰，五穀不收謂之飢”，遇到災荒之年，民則無所仰，仕者大夫亦損祿，以致“盡無祿”，“稟食(口糧)而已矣”，國家也因此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政通人和對農業生產起著非常積極的作用，清明的時候，人民能休養生息，“不誤農時”，保障農業生產所需的、物力和時間，不像兵荒馬亂的時候，勞役和徭役繁重，疲於奔命，民不聊生。然而，農業生產有賴於天時地利，不穩定的因素較多，自然條件又非人力所能及，要解決這個矛盾，除了加強農業生產外，在消費方面只能是儘可能地節用，“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作為財富的最大消耗者，統治階層更是要注重節用，杜絕奢侈浪費，“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基於上述認識，墨子倡導節用，包括人們衣食住行的節用，以及節葬短喪。
在衣食住行方面，墨子制定了詳細的節用之法，其日：
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締絡之中，足以為輕則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
食：“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日：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
住：“室高足以闢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也，不為也。”
行：“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製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
墨子還指出，遇到欠收災荒之年，統治者還要相應地減免，壓縮開支，降低生活標準，與民同甘共苦，“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潰，則損五分之四。飢，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
至於喪葬之禮，墨子非常反對：“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喪，對於國家和民眾的財富精力是很大的損害，因此，墨子主張節葬短喪。他說：“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仗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必不能治五官六府，闢草木，實倉瘭。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也。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綞。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