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王夫之的消費倫理思想以理欲合性為其理論基礎，以對儉與奢及其利弊的分析為重心，以追求絮矩之道為旨歸。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慾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導欲。主張消費的目的是促進人性的發展。這一消費倫理的價值模式體現了公正無私和民本主義思想．以及對人民群眾生存權益和消費需求的人文關切和道德關懷。
論文關鍵詞：王夫之：消費倫理：現代意義
歷史上探討人類現實消費狀況的核心範疇是節儉與奢侈。中國文化傳統中，“崇儉黜奢”是消費觀的主流。<左傳》日“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墨家更是提出“儉節則昌，淫逸則亡”；道家老子則日“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日慈，二日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宋明理學。對節儉的推崇更是到了極致。提出“存理滅欲”。王夫之則在批判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系統地探討了節儉與奢侈的關係問題，其中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其辯證的消費理念與消費價值模式．在當今時代無疑是一副治療自我慾望膨脹和消費異化的良藥。
一、“儉奢有度”的基本消費理念
王夫之也基本繼承了“尚儉”的傳統．故有日：“夫儉與勤．於敬為近。治道之美者也。”王夫之對儉與奢的態度是頗具辯證色彩的，且帶有時代特色。他在肯定“儉”為美行之後，突然筆鋒一轉，提出過度節儉的流弊，“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四這段話是說，儉走向極端便是吝，吝便會導致過分貪利而不知足。進而為滿足貪心而施暴於人，勤儉本為美行。但一旦以儉為名而施暴，則是大惡。王夫之既肯定了節儉為美行。又認為由儉而生吝是大惡．由此可見，在這一思想中，蘊含了節儉也應有“度”的辯證思維。然後，王夫之又對“奢”做出評論，“子日，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嗇也。傳日，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31人們痛恨的是奢華．沒有禮節，而非痛恨其不吝嗇。節儉的目的也是為了“恭己”．即為自己必要時的“奢”。而不是讓人成為守財奴。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對儉奢問題上的態度是辯證的．蘊含著顯而易見的“儉奢有度”的消費理念。
那麼王夫之崇尚“儉奢有度”的緣由是什麼呢?
首先。從形而上學層面來看。“儉奢有度”是“理欲合性”的必然要求。王夫之的消費倫理思想是建立在其理欲觀的基礎之上的．同時又是其理欲觀的價值伸延和理論推擴。理欲觀是中國古代哲學倫理學的重要理論問題．涉及道德規範與物質慾望之問的關係。不僅同倫理學基本問題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絡。而且構成消費倫理的邏輯起點。“理”“欲”是王夫之哲學的基本範疇．其消費倫理思想就是以“理欲合性”思想為中軸的。中國傳統有一種把理欲對立的傾向。宋明理學家以儒學為正宗，但兼重道家無慾和佛學滅欲，由張載發其端，二程過渡發展，朱熹歸總，重新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而船山在不違天理。既重人慾的文化批判中。把傳統的理欲說推向了一個人文傳統發展的歷史新高度。性即理是程朱哲學的重要命題．程朱在理氣分殊之基礎上主張理欲分離。進而提出存天理、去人慾的人性論。王夫之繼承並改造此觀點。在氣本論、性氣合一的理論基礎上。提出理欲自然，離欲無理．理欲皆性的進步命題。“天以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為性。故有聲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義禮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聲色臭味，順其道則與仁義禮智者不相悖害，合兩者而為體也。”聲色臭味的'厚生。是人的生命體存在的自然需求．亦即自然人性；仁義禮智的正德。是人生活交往於其中的社會道德的需求．亦即社會人性。去掉感性厚生慾望的道德理性是無載體的虛無．喪失社會道德理性的感性慾望便離禽獸不遠。反天理，則與天同其神化：徇人慾，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天理人慾、厚生正德相依不離，相互為體。這便是身與心、自然性與社會性、生理學與倫理學的對待統一、衝突融合的互體說。“蓋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無；而聲色臭味之慾，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為性。”閉在王夫之看來．人性是自然與社會屬性的統一。
消費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順乎人性的發展。既然天理與人慾均是人性．那麼就既不能為“存理”而“滅欲”，亦不能為滿足“一己之私慾”而置“天理”於不顧。主張珍重和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合理慾望。同時。也有必要遵循社會道德規範。為此，就要做到儉奢有度。
其次，從社會政治常識來講，“儉奢有度”會帶來善果，“儉奢無度”會釀成惡果。“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蒸、蠟之制，其遊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斂、取貨鬻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寧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扶杜以慰戌卒，卷阿以答燕遊，東山詠結縭之歡，茱苜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三代之治之所以能出現一派和諧祥和的局面。皆因為聖王做到儉奢有度．“費而不吝‘裕而不煩”，故而做到“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接著王夫之指出吝嗇與奢侈兩者都是禍患無窮的，對於當政者來說。吝嗇不易被人所知。其危害更為嚴重。吝嗇和貪婪常使少數當權者橫徵暴斂鉅額財富，不用於社會生產，導致廣大人民的正常消費無法得到滿足．社會矛盾惡化．以致人民群眾揭竿而起、發動動亂的惡果。故王船山一針見血的揭露以勤儉之名聚財的本質、心態及其帶來的惡果，“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恆見其不足。聚之之弊。輦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窳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吝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蘞人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舂，而民多捐瘠；饋暉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日，君臣上下如此其儉與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怵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諮。”在王夫之看來，要避免“金死於藏，粟腐於庾”的狀況就必須鼓勵正當消費。王夫之又日：“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守財”。“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賊。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王夫之極力反對百官、豪民極盡聚財之能事．認為國有聚斂之臣甚於有盜賊。國家當政者必須要以滿足老百姓的正當需求為利，即以義為利，而不能不顧老百姓的生死，而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其中心思想不過仍然強調儉奢俱不能失中．否則都會釀成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