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自有人類文明史以來，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礎是生態文明。儘管古人對人類與自然的認識尚處於直覺性的論述，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護等規律有一定的認識。尤其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興起，文化的多元與衝突，使古人對生態的認識有顯著的提高，蘊藏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如“天地人合一”、 “萬物平等”、“尊重生命”、“仁愛萬物”“生生不息”等生態迴圈與生態保護的思想在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資訊化的今天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古代 生態倫理思想 生態保護 天地人合一
我國古代的生態智慧與思想不僅大量地體現在哲學思維中，而且大量地體現於具體的經濟思想中。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神農氏時代，就頒佈過“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的保護生物資源的禁令。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時代頒佈過著名的《禹禁》。周朝有一整套保護生物資源的理論、法規和管理機構。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倫理思想最豐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等學派的學者對生態倫理有著豐富的認識，形成了寶貴的思想財富。自漢代，佛教從天竺（印度）傳入我國後，儒釋道三教結合，使生態倫理的思想更加豐富。
“天地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思想
我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靠天吃飯”的思想一直深植人民心中，農業要因季節、環境適時勞作的生產觀念與方式，導致了“天地人合一”思想的產生。“天地人合一”思想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觀念的基本出發點。“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見《易經繫辭下傳》），還談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見《易經說卦傳》）。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興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篇第十七），他把天和時間聯絡起來，世間萬物皆“天”所生，天是指自然界，強調天道不僅有好生之德，而且默默無聞，自然而然地執行。孟子以“誠”這一概念闡述天人關係，指出：“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中庸》說：“萬物並齊而不相害，道並齊而不相悖”，把人與自然的發展變化看作是相輔相成的和諧運動。漢代董仲舒認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為一”的。宋代儒學在繼承先前儒家思想的同時，還吸收了墨家、道家等“天人合一”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天地人合一”學說。儒學在強調“天地人合一”的同時，承認自然界有其自身獨立的執行規律。
以“道”為出發點的道家 ，主張“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整體生態思想。在人與自然關係的闡釋上，道家也強調“天人合一”，但是道家認為這種統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諧統一。 “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範疇，它既是天地萬物的本原，也是萬物執行的規律和人們的行為準則。老子在《道德經》中，強調道生萬物，天地人同源，認為宇宙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焉”（《道德經》二十五章）。在這四大中，道是最偉大的，而人居最後，因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經》二十五章）。莊子在老子“道”的基礎上，提出了人和天地萬物是一整體，即：“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既離不開天地，也離不開萬物，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人僅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國古代“天地人合一”思想對生態學理論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如下：一是工業化、城市化等經濟活動要尊重規律，適應自然，在天地人和諧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進步；二是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處理好天地人的共生關係。
萬物平等的'生態倫理思想
我國古代萬物平等的生態價值思想主要體現在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中。道家是從“道“的先在和普遍的角度來論證萬物的平等性，強調物無貴賤，物我同一。首先，因為萬物為道所創生，因此從原初性上就與人類具有同樣的價值和尊嚴，所以“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萬物應得到同等的尊重。其次，萬物產生之後雖有各種不同的存在形態，但都有道存在其中，具有由道決定的共同本質和遵循的共同法則。因此，宇宙中的事物都具有獨立而不可代替的價值。
佛學眾生平等和萬物平等的價值觀，是從佛性的內在性承認萬物的平等，認為萬物都有佛性，我國佛教中的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都承認，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特別是禪宗，不僅肯定有情的眾生有佛性，而且無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無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郁黃花，無非般若”。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佛教倡導的“慈悲”心懷以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要求人們要尊重生命、關愛生命，以平等心對待眾生。
我國古代生態哲學中的萬物平等的思想，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萬物存在的價值不是以滿足人的需要來衡量的，而是“道”的外化基礎上或佛性無二基礎上的平等，尊重萬物的價值就是必然的要求。
尊重生命與仁愛萬物的思想
我國古代對尊重生命、仁愛萬物的倫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認同。在我國民間有普遍的惜生、愛生的思想，儒、道、佛都有惜生、愛生的慈善情懷。仁愛萬物是我國傳統思想的重要準則。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愛”，不僅“仁者愛人”，而且認為對待天地萬物應採取友善、愛護的態度。孔子認為，人與自然應建立一種仁愛關係，宣揚“國君春田不圍獵，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鳥卵”（《禮記》），把保護自然作為一種道德行為來提倡。“釣而不網，戈不射宿”（《論語述而》）則體現了孔子對萬物的同情。孟子進一步發展仁愛思想，提出“良知、良能、良心”和“羞恥之心、是非之心和惻隱之心”，提倡關心和保護動物。孟子說，“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而荀子則在繼承孟子思想的基礎上，把道德看作人際道德和生態道德的統一，《荀子強國》說：“夫義者，內接於人而外接於萬物者也”。漢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確地把道德關心從人的領域擴充套件到自然界，他說：“質於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矣謂仁”（《春秋繁露仁義》）。宋明儒家也有一種普遍的生命關懷，他們對於自然界的萬物充滿了愛，因為萬物與自家生命是息息相關的。儒家倫理從愛人到愛物，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觀，將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珍惜，上升到人們道德要求的最高層次。
“天道生生”是與“天地人合一”並列的生態倫理思想。“天道”是自然界的變化過程和規律；“生生”指產生、出生，一切事物生生不已。老子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它先於天地存在，即“先天地生”(《老子》第四十二章)，並以它自身的本性為原則產生萬物。 “道”作為宇宙的本體，它產生原始混沌之氣，氣分裂為陰陽(生天地)，天地產生萬物，這是道家世界觀的總觀點。儒家也主張“天道生生”。《周易》的基本思想是“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繫辭上》)。意思是說，世界萬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這就是“易”，即“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佛教有對生命的關切與惜生放生的倫理要求。佛教認為萬物都有佛性，佛教把珍愛自然、尊重自然看作是佛教徒的天然使命。佛教強調眾生平等、尊重生命，反對殺生。諸罪當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 佛教提倡慈悲心，避免因果報應。愛惜生命、不殺生和素食是其基本倫理要求。
生生不息的生態迴圈與資源合理利用思想
古代《逸周書大聚篇》記載了大禹的話：“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戰國時期的荀況則把保護資源和環境作為治國安邦之策。《齊民要術》中的“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等古訓就體現了合理開發、迴圈利用資源的思想。
宋代的程顥把“天理”作為其哲學的最高範疇。他說“天只以生為道”，天理即“生”，“生”是宇宙的本體。也就是說，在生生不息的天道之下，產生天地萬物，人只是天地萬物之一。人只有明白這個道理才能成為仁者，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這裡的生是不斷運動與迴圈的過程。天地萬物都在運動中迴圈，在迴圈中進化，這是宇宙的基本規律。
儒家學者在說“仁”時，把道德範疇擴充套件到自然界。這就是由“仁民”到“愛物”。孔子說：“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孔子把倫理行為推廣到生物，認為不以其時伐樹，或不按規定打獵是不孝的行為。“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乎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禮記禮器》）。這裡的“禮”包括了天地人。董仲舒說：“質於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春秋繁露仁義法》），把“仁”的範疇擴充套件到了鳥獸魚蟲，這是極為難得的。宋代以後的倫理思想家，不僅把人類的倫理道德看成是人為的社會規範，而且還把其看成是宇宙的本體。他們對“仁”的論述，與先秦儒家相比有重大發展，其中之一是把“仁”與整個宇宙的本質和原則相聯絡，把“仁”直接解釋為“生”，即解釋為一種生命精神和生長之道。朱熹在《仁說》中強調，天地之心要使萬物生長化育。清代思想家戴震進一步提出“生生之德”就是仁。
道家提出“愛人利物之謂人”（《莊子天地篇》），把“愛人”和“利物”作為道德要求，並把兩者結合起來。用現代生態學語言表達，就是：人類既要利用生態資源，又要保持生態，更新自然資源，達到永續利用目標，這才是有道德的。儒家提出“愛人及物”，“仁者，愛人之及物也”。“仁”是愛人，但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故“愛”育之，這是“仁民愛物”。可見，儒家、道家對待包括人在內的自然界的基本態度是：愛萬物，永續利用萬物，天地人萬物是一個有序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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