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於社會大變革的春秋時期。當時社會變革內涵著社會道德觀的轉向，即由超凡的宗教道德觀轉向世俗的人倫道德觀，而孔子的道德觀正是這一轉向的重要標誌。
春秋前社會的道德觀從總體上說是一種宗教道德觀，這是殷周時期社會的宗教天命觀在道德領域的必然表現。
夏代的宗教目前尚無確切文字可考，但據牟鍾鑑推測，夏代大約已經形成了至上神的觀念，其宗教觀念是從原始宗教中繼承下來的祖先崇拜和靈魂─祖靈──崇拜（《中國宗教通史·上卷》第８６～８７頁），有孔子的話可以為證：禹致孝乎鬼神（《論語·泰伯》）。
在殷代，宗教支配著整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記·表記》），道德觀念在卜辭中沒有痕跡（《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６４頁）。到西周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宗教思維中融進了道德思考，如《尚書·酒誥》中有：用孝養厥父母。《書經·康誥》中則主張對不孝不友的人尤其應當儘快地給予懲罰。所以，《詩·大雅》中說周人有孝有德。但是，在宗教和道德的關係上，道德實際上只是宗教自身的內容，只具有從屬的意義，人們還沒有對世俗的、現實的道德關係表現出自覺的理論訴求。從宗教倫理向世俗、現實倫理的轉變，其轉折點或標誌是孔子的倫理思想。孔子倫理思想的現實轉變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得到反映：
第一，道德的形成機制從鬼神的支配轉變為人的情感需要。道德在周代表現為人對鬼神權能的崇拜。而在孔子那裡，道德則出於人的內在情感。從仁的兩個方面的意義說，一方面，仁是孝親，表現為子女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情的流露，是親子之愛。這可以從《論語·陽貨》中記載的孔子和學生宰我的對話中得以說明。另一方面，仁是泛愛眾，可歸結為人的同情心即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與人（《論語·衛靈公》），是能近取譬（《論語·雍也》），即後人所說的推己及人。
第二，道德的功能從克配天命轉變為社會關係的調節方式。周人講德是認為有德才能夠克配天命，永保天命。殷人稱自己是受天命進行統治的，周人說天命靡常，現在天收回了對殷所授之命，而改命他們代替殷人進行統治，天授命的依據是看物件是否有德：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的內容是敬天保民，殷人違背天意，失德，所以天要降致罰，而周人的祖先（文王）能夠明德慎罰，所以能夠收受天命。統治者能夠明德修身才能夠以德配天，從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在這裡，道德是統治者獲得天命，保持天命的工具。
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道德則是基於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會成員的素質。孔子認為，人本性相似。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儘管有君子小人之別，但趨向於道德、形成道德素質卻普遍存在於君子、小人（民）之中：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所以，人不僅能夠愛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而且能夠泛愛眾：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因此，仁具有普遍的人類之愛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說，以仁為核心的孔子的道德是適用於每一個人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調節機制。
第三，由道德即祭祀轉變為祭祀為了教化。周人有孝有德，其孝固然有養親的意義（用孝養厥父母），但重要的是祭祀先祖，周武王就把祭祀文王說成是他的孝心的表達。孝就體現在享祭祖先的活動中：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如此，才能永遠受到天的福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於萬斯年，受天之佑（《詩·大雅》）。在這裡，孝是一種宗教的情感和訴求。
孔子重視祭祖，但孔子祭祖是為了弘揚孝道。他之所以對鬼神存而不論，是顧慮不能以鬼神的有無而影響人們的現實之養。對孔子來說，孝最重要的是養和敬：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這就把孝看成是現實的親子關係，是一種具有此岸價值的行為。通過祭祖是要讓人們瞭解孝道，培養人們的孝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指喪禮，追遠指祭禮，通過這一類的禮儀促使人們的道德進步而達到仁。宗教祭祀由此成為進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孔子倫理思想的世俗轉向有著重要的人文價值，這一價值集中表現為對人性力量即人的內在情感力量的開掘和信心。
首先，將道德視為內在情感的訴求，使人的道德主體地位得以顯現。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聯絡，受鬼神的強制，還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覺意識，這時的道德還不能獲得人類精神自律的意義，或者說作為人類精神自律的道德還沒有形成，所以人並沒有獲得道德主體的地位。孔子將道德置於現實的人、現實人的真實情感之上，人因為這種真情實感並將其推己及人而獲得了內在的規定，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從而使人本性趨於完善。由於道德是人的內在心理追求，成為有德之人完全取決於人自己的意志：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只要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會實現，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這就使人成為道德的主體。
其次，人的共同的情感因素使道德成為普遍的社會調節力量。在周代，祭天祭祖是天子、宗子的專利，所以只能為氏族貴族所有，還不是一種社會性的精神生活。同情心、能近取譬則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現出的行為必然是會見諸於每一個人的，使一種德的方式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基本選擇和常態，從而使道德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協調機制。正是在各個個人的行為中生成了一個民族的社會道德感，它表徵著中國文化的傳統和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其意義如侯外廬所說：把道德律從氏族貴族的專有形式拉下來，安置在一般人的心裡要素裡，並給予理論的說明，這可以說是孔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偉大功績。（《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１５６頁）最後，教化能夠激發人的情感，使人為善。孔子將人的真情實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礎：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通過慎終追遠能夠使民德歸厚，因為這些禮儀激發了人們的內在情感，使人們去為孝為悌，道德感得到強化。推而廣之，能夠用道德加以引導、用禮教進行規範，人們就能夠自覺達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現了對人性向善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