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第一個稱道孔子作《春秋》並給予崇高評價的人，是孟子。因此，對《孟子》的深入考察，是我們解開孔子作《春秋》之謎的最好鑰匙。
司馬遷說：“孔子興於魯而次《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1]但考《孟子》全書，未見引《春秋經》，所引之文全出《左傳》，並有明稱“孔子惡乎取”者。本文從他對“孔春秋”的有關稱述，所引用的有關史料及其理論思想的淵源各方面，深入探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質，指出它即《左傳》藍本。從而否定了孔子所作為《春秋經》的傳統誤說。
(一)從孟子的具體稱述考“孔春秋”的特點
《孟子、滕文公》這樣稱道〉：“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於後面又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是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歷史功績所給予的崇高評價，他將其與大禹治水、周公安天下相提並論，說明它的歷史作用和影響之大。從孔子自詡“知我其唯《春秋》”之語，可見其亦自視甚高，不同凡響。需要指出的是，《春秋》並非孔子首創。在孔子之前，各國都已有《春秋》。《國語、晉語》有“羊舌肸習於《春秋》”之語;《楚語》記載，申叔時對楚莊王太子的老師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說明即使是“南蠻”的楚國，《春秋》也已以其“聳善抑惡”的特點，被奉為了教課書。《左傳》亦記載晉國使者出使魯國，曾觀書於魯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焉”。在這種情況下，孔子為什麼還要作《春秋》?又為何對自已所作《春秋》如此自豪?《史記、太史公自序》對此有更具體的記載：“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案：“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孔子作《春秋》區別於一般史官之作所在。它透露了“孔春秋”的獨特鋒芒。這當是孔子說“知我”“罪我”的緣由之一。孔子的這種革命批判精神，是“諸侯害之大夫雍之”的現實所激發出來的，是他作《春秋》的直接動力。而在兩千年的封建時代，歷代統治者及其衛道士，千方百計抹殺掩蓋這一點，篡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其根源也正在這裡。
《孟子、離婁章》還說道：“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的這段話，顯示了孔子所作《春秋》在具體內容上的特點。“其事則齊桓晉文”，說明他寫的主要內容是春秋時期以齊桓晉文為代表的爭霸戰爭。孔子曾說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正如楊伯峻先生所說，孔子這段話可能是從考察歷史，猶其是當時的現實所得出的論斷。齊自齊桓稱霸，到孔子所生活的時期，經歷了孝、昭、懿、惠、頃、靈、莊、景、悼、簡十公，至簡公被陳恆所殺，恰恰是十世。晉自文公稱霸，歷襄、靈、成、景、厲、平、昭、頃九公，亦近十世，故曰“十世希不失”。魯國自大夫季友掌權，歷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恰歷五代，故曰“五世希不失”。這段話，反映了孔子對春秋二百四十年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孔子為什麼要寫“齊桓晉文之事”?這正是孔子對春秋時期的客觀現實和歷史規律準確把握的結果。齊桓晉文稱霸，標誌著“天下無道”的開始。而這個“無道”，不僅僅是指諸侯的僭越，還包括周天子的“無道”—周室東遷，就是他“無道”、失政的結果。什麼是孔子的“道”?那就是《論語》中一再稱說的治國以禮，“為政以德”，百姓足衣足食，“庶民不議”。孔子寫“齊桓晉文之事”，也許正是為了“行道”，為了探索歷史之道。
“齊桓晉文之事”，是昏上亂下的春秋時期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故曰“其文則史”。至於對於他們的爭霸，孔子並非如封建經學迂儒說的那樣，一概地全盤否定。這從孔子盛推輔助齊桓爭霸的管仲之功，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證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這段話深刻表明，孔子對爭霸戰爭的歷史意義，具有獨具隻眼的理解和評價—它對於統一中原、維護華夏文明、推動歷史的進步，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這是後代迂儒所不可能看到和承認的。而這恐怕也是孔子寫“齊桓晉文之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孟子的這段話裡，還有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作何理解。歷代經學家把《春秋經》推崇為孔聖人所作的寶典，然後從這部提綱式的“斷爛朝報”裡，從隻字片語中挖空心思，穿鑿出所謂的“春秋大義”，編出什麼“日例”“月例”“爵例”“名氏例”等等無數“義例”，然怎奈自相矛盾，前後牴牾，無一可通。問題的癥結在於，人們對於“孔子作《春秋》”究竟是怎樣一部書，及所謂的“竊義”是什麼，“竊”的又是什麼“義”，這一系列問題，都沒有從根本上搞明白。
首要的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樣一部書，是否《春秋經》?要搞清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首先，從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來說。在《春秋經》裡，對晉文的記載，僅於魯僖公二十八年有這麼幾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