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文子》以“老子曰”開篇是貫通全書的特色，也是竹簡《文子》和今本《文子》的關鍵性差別之一，這裡的問題在於“老子曰”出現的時間。
王利器先生認為，《文子》一書新增“老子曰”字樣，蓋自開元年間始也。他的證據是日本古鈔本《群書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張國刻末，其引文自章頭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樣。而唐玄宗時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現。
筆者認為，“老子曰”這種格式的出現是比較早的。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北魏李暹為“文子”作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證文子與計然是孑然不同的兩個人，而李暹《文子傳》所言文子“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為主的形式以及為十二篇的結構正相吻合，《郡齋讀書志》又曰：“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已於今篇次同，其析之歟？”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個新的《文子》而又借為“文子”立傳來掩人耳目呢?無論如何，李暹所見到的《文子》已經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說，“老子曰”與 “老子遺言”互為註腳，無可辯駁，它出現的下限，應該是李暹見到《文子》的年代。《郡齋讀書志》中說：“李暹師事僧般若支流，蓋元魏人也”。《群書治要》本為各種書籍的節錄和摘要，把那些明顯不屬於《道德經》範圍的內容收錄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樣最自然不過。
曾達輝先生認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異本，到唐代天寶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經》後，老子語錄形式的《文子》便定於一尊。（8）筆者深以為然。李唐王朝在很長時期內以道教為國教，唐太宗尊老子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為《通玄真經》之外，還把《文子》和《老子》、《莊子》、《列子》一道列入科舉教育體系，並置博士、助教、學生員講習這些經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極大關係。
還有些學者通過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於馬王堆帛書本甚至郭店竹簡本而證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對應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話，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話，只不過個別字詞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關鍵的語詞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沒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會造成上下文的脫節，由此更可以證明今本《文子》的抄襲。
五、關於《文子》被引用的問題
筆者一直以為《淮南子》也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內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導的先秦至漢初思想資料的彙編，很多內容在《老子》、《莊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甚至《論語》中找到源頭。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可以發現竹簡《文子》和《淮南子》之間的一些直接關係。
0198以壹異，知足以知權，疆（強）足以蜀立，節□
竹簡《文子》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財,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素書·正道》
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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