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楊二人及其時代背景
孟楊二人皆處於戰國中期，這一時期的時代特點是諸侯強大而周室衰微，諸侯爭霸而社會混亂。原先周王朝的封建體制分崩離析，天下謀求新的一統。國君們亦漸次開明，之於各種救時濟世學說表現寬容。士一階層遂得以懷抱利器，奔走遊說，或為功名或為利祿，或鍼砭時弊或治國平天下。既流派紛呈，便不免摩擦衝突。孟楊二人即為鮮明佐證。
說到孟子和楊朱兩個人，孟子我們瞭解得比較周詳，在此不贅。至於楊朱，有必要做一個補充，因為楊朱在先秦典籍中稱謂甚多，這些稱謂是否就是楊朱異常重要;再有楊朱的生卒年問題，是判斷秦漢典籍中關於楊朱記述真假與否的重要因素。先秦典籍中，莊子、孟子、韓非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明確提到過楊朱，故楊朱這個人的曾經存在是毫無疑問的。那麼，楊子、楊氏、陽子、陽子居、陽生這些稱謂是否即指楊朱本人呢?有人認為不完全是，有人認為都是，筆者偏向於後一種說法(至於原因，前人已經作過詳盡探討，可參看陳此生的專著《楊朱》以及葛然的《楊朱及其思想學派研究》)。也就是說陽子居就是楊朱，陽生也是楊朱，楊子、楊氏、陽子亦然，這也構成了先秦舊籍中關於楊朱思想記載的可信性，而本文展開討論正是以周秦舊籍為宗的。但楊朱的生卒年近乎撲朔迷離，因為我們知道，甚至連孟子的確鑿生卒年也無定論。關於楊朱的年代，比較可信的是門啟明關於“最早必在墨子後，而最晚必居孟子前;大概他生卒年代上的約數，當是在西紀元前450至370年之間”一說。葛然也認為楊朱當在孟子之前，墨子之後，但同時提出“楊朱之生卒年約在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00年”。儘管兩種觀點的具體時間有別，但楊朱處於墨子孟子之間這個史實是為不假。以上是關於楊朱的一些生平資料概要。最後，稍微提一下本文對於文獻的引用問題。事實上，記載楊朱的書籍甚少，迄今為止，只有民國時期的兩本著作是專門討論楊朱的，一是陳此生的《楊朱》，一是顧實的《楊朱哲學》。另外，楊朱的言論散見於《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著作，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而記載楊朱言行最為詳盡的《列子》一書中有《楊朱》一獨立篇，遺憾的是，今傳《列子》被證明是偽撰。但是，陳此生認為《楊朱篇》是真的，理由之一是“《列子》書裡各篇，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東抄西襲的，若細細將它分解，大概有十分之六見於《莊子》，十分之二見於《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其中尤以《皇帝篇》抄襲的厲害，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書聚攏而成。但只有《楊朱篇》卻不如此，這篇裡頭的話很少發見在古代書籍……和列子原來無涉。”陳此生的話實際上是不可靠的，既然我們掌握的楊朱史料本來就少，那麼又何以證明《楊朱篇》就不是偽撰呢?難道僅僅因為《楊朱篇》很少或者基本沒有抄襲古籍內容?如果僅因為這樣而斷定《楊朱篇》本來就是獨立的，邏輯上是不通的。為什麼不可以理解成“抄襲不成，索性杜撰”呢?故愚意以為，楊朱大抵不是著作等身之人，否則，他的學說絕不會如此迅速就湮沒無聞。因為，自漢以降，關於楊朱的事蹟便資料殘缺，難以考證;再者，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也未曾提及楊朱。而和楊學同樣遭到摒棄的墨學則不然，其有《墨子》一書傳世，關於墨家的資料也比較豐富。總而言之，千百年來，學者混淆是非之事不一而足，幾近積重難返，以致今人看來，楊朱不過無名小卒。實則不然，僅從孟子對他的重視來看，便可證明楊朱並非小人物。非特不是小輩，而且自成一家，獨立於儒、道、墨、法等家之外，為當時顯學之一。那麼，孟子和楊朱的分歧究竟在哪呢?
二、人性的論爭
實際上這是孟子和楊朱對人們情感、價值觀、態度、社會風氣的不同判斷和選擇，即對人類德性的不同理解。基於對德性的不同理解，便引發了社會控制方式上的差異。因為德性發展存在著多種可能，一種可能性將指導一種行為，當這種行為擴至一個比較大或者相對複雜的整體時，就必須考慮對它的調節和控制問題。譬如一個民族從來就是好動尚武的，就不能拿農耕民族的溫和禮儀對其說教;若一個民族從來就是詼諧浪漫的，就不適宜用嚴肅拘謹來捆綁它。只有順著人類本來的德性，才能發揮出較好的社會形態。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考究德性呢?其一就著重表現為關於人類天性問題的思考，即人性問題。而人性論的差異，暗中成為了辯者們的原動力。孟子尚仁，認為仁應當具有普遍的適用意義，通過仁可以達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的確如此，總括孟子的思想，可概括為兩點，一是為人處世的“仁者論”，而是治國平天下的“仁政論”(準確的說是王道論)。只是，不管是為仁者還是行仁政，均不能拋開孟子所謂“人性本善”這個大前提。然而，楊朱究竟提倡性善還是性惡，抑或持中立?明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是判斷楊朱德性取向之所在。但是，先秦典籍並未明確說到楊朱的人性論。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斷定:楊朱不是性善論者，至少孟子不這樣認為。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說暴行又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天下大悅。書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上孟子的言辭，洋洋灑灑，充分運用了邏輯思辨的方法，從治亂的角度去證明楊朱實為邪說的煽動者，乃“率獸食人”者。孟子看來，楊朱之流，實在當誅，而能距這“充塞仁義”之人的堪稱聖人之徒。可見，孟子絕不認為楊朱屬於善類，其依據就是楊朱不仁不義，即有邪說暴行的嫌疑。楊朱的確不是性善論者，但不能以此斷定他就是不仁不義之人，這點容易找到例證。《韓非子·說林下》有“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勿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來，子豈能毋怪哉?”的一段載文，推敲文意，可以發現，楊朱實際上是在“推人及物”，從人和狗的立場交換來思考問題，可以說這一點甚至比儒家“推己及人”的境界更高一籌。這樣的人不算仁義，那麼世間何來仁義。孟子把楊朱一棍子打死，拙意以為，純粹是門戶之見了，把楊朱描述得類似妖民更是不妥的。那麼，楊朱的人性論究竟如何呢?答案是“性樸論”。根據周熾成先生的觀點，荀子、董仲舒均持這種觀點，其要義在於“人性本身是質樸的;從不足的方面說，它不夠完美，而從好的方面說，它可以加工和塑造為善。雖然人性不夠完美，但不能說它是惡的;雖然人性可以加工和塑造為善，但不能說它已現成地善”。至此，不禁讓人瞠目結舌，楊朱竟和儒家這兩個重要人物的主張暗合，孟子若知，當作何感想。下這樣的結論並非牽強附會，《呂氏春秋》將為此提供更加有力的證據。《呂氏春秋》一書已被學術界證明是可信的，事實上，此書對楊朱的評價也最為公允。《審分覽·不二篇》中有“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的說法，這與《淮南子》裡對楊朱所謂“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評價是所見略同。再者，楊生的“貴己”思想實質上是《呂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貴生》、《情慾》、《先己》等篇章思想的糅合和提煉(誠然，我們可以存在這樣一種理解，就是楊朱本身有一套關於貴生的學說，只是被後人分述在不同篇章罷了)。“本生”即以生為本，“全”就是指天性，人的自然的生命過程。故作者呼籲“全性”、“全生”，方法上便要求正確處理生和物的關係，注意不要以物害性，而是以物養性，總的來說就是不能重物輕生，違反“全性之道”。至此，可以瞥見楊朱“輕物重生”的思想影子。既然要不以物累形，就意味著“重己”，就意味著剋制“情慾”，更意味著“先己”(把保全純真的生命作為頭等大事)。可見，楊朱要儲存生命的真，刻意對外物採取了一種超脫。他認識到人會因受到外物的迷惑而失卻本性的，但也認為，只要身體力行，“輕物重生”，便可將人類的好的天性延伸下去，甚至將其完善。(不然，何必要“輕物”，還不如極盡五官的娛樂與享受，終此一生。)這正是“性樸論”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楊朱的性樸不是荀子、董仲舒正規化的複製，雖要義相同，但手段相去甚遠。荀、董靠“王教”，而楊朱靠“為我”(而這也正是被孟子斥之為“無君”的依據所在)。楊子的“為我”，是一種順性的善意之舉，是主動的脫離身外之物的羈絆，任由生命合乎純真的自然規律，而不是對能害人性的“物”採取毀滅的態度。楊朱以為人人不為所牽，則人人自得其樂，世間不必講等級，講君講王教就意味著徒添束縛，逆天而行。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悉天下奉一身不為”。就是說，不要給天下“一毛”的拖累，但也不主張拿整個天下來擾亂自身。這是什麼樣的人性觀呢?筆者認為，這包含了人的終極關懷，它極端強調獨立純樸的原始人性。根據楊朱的觀點，不把萬物放在心中，那麼心中就囊括了萬物。這一點，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所達不到的境界。綜上所述，孟子和楊朱在普世價值或說人性觀點上是相異的，孟子主張“人性善”，楊朱主張“人性樸”。孟子所以唾棄楊朱，很可能是因為他把“樸”看成了“空的”、“無物”的東西，具體的可以表現為“無君”。儒家重現世，輕超越，斥責楊朱自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反觀歷史，孟子留給後世的現實價值則是楊朱所不能及的。(但儒家最終為歷史記住，並不是因為什麼普世價值上佔了多大的優勢，而是他們對周禮的傳揚和進一步規定。“禮”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為世所用。)那麼，二者的價值觀存不存在誰好誰壞的問題?應該說根本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兩者可同時存在，兩者都只是表達了一種願望，一種追求美好世界的願望。退一萬步，那就是杜維明先生的“因為不能並存，在它的衝突緊張中必須考慮價值的優先的問題，希望關於優先的理解能建立在價值的互補之上，乃至相輔相成。”中國人顯然優先選擇了儒家!但沒有人會冒險的認為楊朱一無是處，他無疑教給世人一種“靜心”的方法。
三、孟、楊的政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