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精神病患的歧視，或暗藏在歧視之下的恐慌、漠視、排斥的心態，取決於我們自身精神世界的高度，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帶有翅膀的東西。一起看看走進精神病患的內心世界吧。
走進精神病患的內心世界
對於所有被社會遺棄，遭受人們歧視的弱勢群體，給予關愛、理解與幫扶的唯一動力，源於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現上帝，看見基督。因為任何生命，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被造而有。一個真正的文明社會不應存在任何歧視和壓迫，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光線都出自於他，由他照亮了整個世界。”
漏洞百出的定規
促使我為精神病患正名的，源於一項偶然的發現：城市公交車的電子視訊滾動條，翻動著“謝絕精神病患者乘車”的標示語。或許這只是某種形式主義或口號主義，現實中，極少有司乘人員面對形形色色的乘客，對其病史能夠作出恰當而理性的判斷;人們也不應通過一個人的外在行為而隨意認定其患有“精神病”，這會傷及對方的尊嚴和人格，即使某人有精神病史，但在乘車的時間段或外出的某一個時期，病情處於穩定和正常狀態，是否意味著他的社會生活都將遭受歧視與排擠?
我感覺面對一個龐大的隱藏群體，自己成了局外人，可是當我冷靜分析之後，卻又發現此項提示竟然漏洞百出。
首先，人們如何定義精神病?
在勞振威所著《認識精神疾病》一書中，他對“精神”一詞的解釋為：
“精神與肉體是構成一個人身體的兩個對等的部分。當肉體的抵抗力減弱，身體便出毛病，出現各種病症;當心靈的抵抗力薄弱，精神便出現各種問題。”
他所定義和解釋的精神疾病，涵蓋了人類在生存的舞臺上，面臨各種處境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形式的心靈反應，並最終訴諸於外在行為。他在此書中，建議人們應當拓寬對精神領域的認知，廣義的精神層面的疾病除了眾所周知的“精神分裂症”以外，還包括焦慮症、情緒病、失控症、以及壓力與身心症。廣義的焦慮症又包含恐慌症、恐懼症、強迫症、以及廣泛性焦慮;情緒病包括抑鬱症和躁狂抑鬱症;失控症則包括偷竊狂、縱火狂、購物狂、病態賭博、以及暴食症。
人類因為後天環境(社會的，家庭的，與教育的)的影響，造成不同形式的人格變異與怪誕行為，未必都屬於精神分裂症的範疇。比如：人們往往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混淆。錯誤的判讀帶給龐大的抑鬱症群體巨大的身心壓力，以致病情延誤。又將上述的精神、心理、與情緒疾病，籠統的謂之為“精神病”，而從未加以區分，也自然貽害了急需對症下藥的病患及其親屬。
顯然，公車標示語所定義的“精神病患”，應當僅僅限制於“精神分裂症”患者。勞振威在書中列舉了精神分裂症的普遍特徵：妄想、幻覺、思維紊亂、衣著古怪、哭笑無常等等。他們的心理狀態、思維模式、以及生理病變，已經遠遠異於常人，如果沒有直系親屬的陪伴，很有可能作出違反社會治安、傷害他人、並最終自殘自傷的暴力行為。對於此，作出某些強調是可以的。然而只有口號式的強調，卻沒有建立於維護尊嚴與人格之上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如公車標示語那樣的草率註明，本質沒有任何意義，既不可能引導大眾對精神層面的疾病，有更加深入和理智的瞭解，也不可能喚醒人們對此群體源自人性的悲憫，反而印證瞭如下事實：
第一：這個社會在“和諧”中，處處充滿著太多的群體歧視。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視與人格侮辱，以文革期間張志新慘遭精神折磨，最後導致精神分裂，進而飽受輪姦最為惡毒。當下社會，普通的低收入群體和外來進城的“打工仔”“打工妹”，都難以保障基本的人格尊嚴，更難於捍衛自身的合法權益，遑論作為棄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第二：我們的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尚有諸多漏洞，比如，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對精神分裂症群體的社會監督體制?僅僅一條電子滾動式的條幅，或僅僅依靠傳媒效應，能否讓我們的`良知得到安慰?我要表達的是：除了法制框架內的監督管理，對於任何一位立法者與監管者，應當自我設立“人性的監督法案”，只有當我們將建立於關愛、理解、尊重之上的人性得以喚醒，制度的意義才會完善。
所有制度，都應當以人為本;所有以人為本的理想藍圖，都應當以天賦人權為基石;而所有天賦人權的建立和完善，應當重新返回那一方被屈原和約伯共同仰望了幾千年的“天”。當約伯在呼喚中看見上帝，此世的一切荼毒和殺戮，便都找到了出路。
關於人性的監督法案，期待不是一種奢望。事實上，在《獨立宣言》最新譯文中，重新闡釋了個體在生命之初被上帝賦予的人權：我們並不是“生而平等”，而是“被造而平等”。它將我們從生而平等的自欺中喚醒，讓我們重新審視自我，重新看待他人，也重新觀望我們的歷史和宇宙。於是，人們想念及上帝的仁慈和至善，“上帝使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對於所有被社會遺棄，遭受人們歧視的弱勢群體，給予關愛、理解、與幫扶的唯一動力，來源於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現上帝，看見基督，因為任何生命，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被造而有，一個真正的文明社會不應存在任何歧視和壓迫，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光線都出自於他，由他照亮了整個世界。”
一個真正實現文明自主的社會，必定會張開愛的膀臂，邀請每一個靈魂前來，讓所有的棄兒與流浪漢，在此岸找到片刻的理解與安寧。如果有人認為猶太裔女詩人愛瑪•拉扎羅斯的詩句僅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的告白，那說明我們仍然處於和基督擦肩而過的尷尬處境中：
“送給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貧困的，擠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眾;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遺棄的，可憐的人群;把那些無家可歸的、飽經風霜的人們，一起送給我。我站在金門口，高舉自由的燈火!”
與瘋子的不同之處
人們對精神病患的歧視，或暗藏在歧視之下的恐慌、漠視、排斥的心態，取決於我們自身精神世界的高度，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帶有翅膀的東西。
有兩種人最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一種是執著的探尋自己要往哪裡去的人，多見於藝術家和哲學家，如哲人尼采、藝術家梵高、達利;俄國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們與精神分裂症都有著不解之緣。
一種是還沒有來得及追問故鄉，便已被這個悲慘世界完全淹沒的人，如文革遭受迫害，導致精神分裂的長安畫派石魯，以及無數平凡的精神病患，當他們脆弱的心靈遭受嚴重的外界刺激，神經系統便搖搖欲墜。
無論哪一種情形，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真實世界裡，始終充滿了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巨大張力。他們在自我的受難中，敘述著人性的分裂，以及世界的分裂，或者說，他們在理性與感性、生理與心理、現實與理想的分裂之間，印證著世界的真相。或許從某一個角度而言，當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他人的排擠，此時，他們的內心卻比常人更為清醒。
為了驗證正在覺醒的靈魂，達利在藝術的道路上，雖然屢次面對世俗輿論的負面評論和攻擊，他仍然執著的進行真理的追問。他以超現實抽象藝術，描摹著精神世界的內涵，當抽象的精神符號在藝術中獲得再現，表面非常荒謬，卻又無比真實。閱讀達利的藝術，會引發對於現實世界的質疑、猜測、詰問、之後進行解構，而這樣一種解構，恰恰是另一種形式的重建。當我們在達利的藝術中驚訝的發現“故鄉”的時候，我們不必驚異。
達利說了一句震撼的話：“我與瘋子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我沒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