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隨著國家勞動就業制度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的改革，為畢業生就業“雙向選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同時也使畢業生承擔了選擇主體的巨大壓力和競爭的嚴峻挑戰。“大學生就業難”這一現象的出現，使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逐漸成為學校、家長及學者關注的話題，併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之一。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較複雜的，而大學生的就業去向、擇業標準與社會需求存在矛盾，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瞭解大學生的擇業意向，加強對大學生的就業指導，幫助他們就業，是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近期，我係組建了“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小組”，在南京市人才市場對前往應聘的1000名大學生就業行為和意向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1)外企是大學生就業的首選；(2)大學生期望收益越高就業概率越低。
一、調查方式
調查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有效問卷141份，回收率為94%。
二、問卷內容設計
針對畢業生就業的主動性、依據、態度、所需資訊等方面，共設24個選擇題。（見附：畢業生就業思想狀況調查問卷）
三、調查物件
問卷調查物件為10屆畢業生。
四、調查分析
五種因素影響畢業生就業
通過調查的結果，經過詳細的分析發現，影響畢業生擇業行為的因素可以分為五類：
因素一：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影響大學生擇業取向
為了瞭解大學畢業生的擇業取向，調查小組在問卷中設計了以下一個問題：你意向就業的地區是哪裡。調查結果發現，將近八成的學生不
願意到農村就業；部分學生願意去西部就業；大中城市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首選；相比較國有企業，大學畢業生更多傾向於外資企業。
22.6%的大學生願意到農村就業，而77.4%的學生不願意去，也就是說有將近八成的學生不願意到農村就業。從性別來看，男生願意去農村工作的比例比女生高出5個百分點。21.5%的畢業生表示願意去西部工作，這比一般人想象的比例要更高些，因為西部地區並不等於農村地區，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國家西部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但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顯得落後，因此，65%的畢業生最願意到沿海地區工作。由於學生最看重的是發展前景，而沿海地區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市場化程度，為大學生今後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因此，沿海地區成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首選。相比較國有企業，大學畢業生更多傾向於外資企業。調查小組將單位劃分為8類，即黨政機關、國有大中型企業、外企、鄉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科研機構、學校和其他。調查結果顯示：“外企”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首選單位，佔近30%。實際上，最近十幾年來，外企一直受到學子們的青睞。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消融，“黨政機關”的吸引力較以前相比減弱，但仍有近1/5的學生選擇了黨政機關。究其原因，調查小組分析認為，除工作相對穩定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公務員是個非常體面的職業。“高新技術企業”排在了第三位，超過“國有大中型企業”，這與我國近年來重視科技發展，為高新技術企業制定人才優惠政策密切相關，也與高新技術企業的待遇有關。儘管近年來國有大中型企業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首選，僅排在第四位，但仍然是吸納大學畢業生的主要力量之一。
調查小組分析認為，擇業取向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既受到個人因素如偏好、理想、能力等的影響，也受到家庭因素比如父母職業、家庭收入等的影響，更受到社會因素比如勞動力市場狀況、經濟景氣程度等的影響。如果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取向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則可以說個體和家庭因素的影響大；如果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取向表現出很高的一致性，則可以說是社會因素的影響大。從調查統計可知，大學畢業生在擇業過程中表現出了比較高的一致性，因此可以推斷社會經濟環境對他們的擇業意識和擇業行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調查小組認為，現階段大學畢業生在選擇職業時存在著明顯的傾向性：大部分同學更看重未來的發展前景，願意到東部沿海地區和城市工作，願意到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和單位工作。從大學畢業生就業傾向的普遍性可以看出，一種大的經濟環境背景在制約著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行為。
因素二：家庭經濟狀況，是擇業時形成風險偏好的重要因素
在人力資本投資收益風險約束下，大學生以職業價值最大化為擇業目標。大學生擇業時隨著家庭財富的增多，選擇更具風險性職業的可能性增加。調查小組通過對統計資料的分析，發現家庭經濟狀況不同的畢業生對待職業風險的態度是不同的，外企和高新技術企業收入相對較高，風險較大，富裕群體在擇業時更傾向於“外企”、“高新技術企業”，比其他群體高出3個百分點。而其他群體對收入一般、風險較小的職業選擇概率較大，如黨政機關、學校和科研部門等。
因素三：聯絡單位個數越多，就業概率越高；期望收益越高，就業概率越低
從工作搜尋的角度分析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行為，是調查小組研究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另一個切入點。調查小組通過“資訊和獲取資訊的途徑”、“期望工資水平和搜尋成本”和“搜尋密度和搜尋廣度”這三個方面，將大學畢業生工作搜尋行為細化和量化，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專業屬性的不同，影響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搜尋行為。比如，男生的搜尋努力程度要比女生高，非師範類專業的畢業生的搜尋努力程度要比師範類專業的畢業生高；學校所在不同地區的畢業生其工作搜尋行為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東部地區畢業生的搜尋努力程度高於中部和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的畢業生期望收益過高是就業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調查小組通過對統計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大學畢業生聯絡單位個數每增加一個，其接受工作的`概率就能提高2%，大學畢業生著重聯絡單位個數每增加一個，其接受工作的概率將提高1.4%。從“第一年期望的月工資水平”的係數符號和“搜尋成本”的係數符號反映期望工資越高，搜尋成本越大，接受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因此，調查小組建議大學畢業生要努力提高工作搜尋的主動性，具備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儘可能地挖掘勞動力市場中的有效資訊，在找尋的過程中把個人的基本資訊更多地反映給用人單位，減少用人單位的篩選成本。同時應制定與自身水平相適合的期望工資水平，工資標準定得過高，將會影響就業效率。工資攀比和“漫天要價”以及不切實際的工資要求，往往使用人單位在選擇大學畢業生時望而卻步。
因素四：社會資本影響就業意向和求職行為
目前，大學生畢業時主要面臨三種選擇：就業、繼續上學(包括在國內和國外上研究生)或不就業。調查資料顯示，打算就業的畢業生佔大多數，決定繼續深造的學生也佔據相當的份額，在做出這種選擇前途的決策時，畢業生的父母及其家庭的情況對其選擇會有一定影響。父母的職業等級越高，畢業生往往選擇繼續學習而不急於就業。也就是說，積累了一定社會資本的家庭，有能力為子女繼續求學提供穩定的經濟資助。
調查小組同時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畢業生，不願意選擇去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而更加偏好去企業單位。其中，父母職業等級和收入的影響作用相當顯著，而母親的學歷和職業對畢業生這一選擇的影響比父親更為突出。可見，家庭狀況較好的學生比較偏好去機制相對靈活的企業單位求發展，而家庭狀況越差即擁有的社會資本越少的學生，選擇去穩定的黨政機關單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