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揚(音)是一名礦工的女兒。今年7月，大學剛畢業的她懷揣著相當於140美元的一筆錢，充滿信心地來到北京。
“我想，新生活會比自己想象得好。”她說。離開貧瘠的山西省，坐了6個小時火車，她身邊是來自大同大學的4名同學。家裡人說，她們在這座人口1700萬的城市“會吃苦頭的”，但這些剛走出校門的畢業生根本聽不進去。
那天下午，他們拖著行李走進一個破爛邋遢的居住區，第一次嚐到了現實的滋味。那裡住著成千上萬的年輕奮鬥者，都是4人合住一個狹小的房間。劉揚幾乎找不到自己的床位。房子密密麻麻地挨著，就像匆匆搭建的養兔場，周圍垃圾異味撲鼻。劉揚連連皺眉。
“電影裡的北京可不是這樣的。”她說。
像劉揚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外來年輕人被中國社會學家稱為“蟻族”。這個稱謂不僅指該群體數量龐大(僅北京至少就有10萬人)，也形容他們的生活處境。通常這些人住在擁擠的社群，從事銷售和助理等底層工作，所拿薪水甚至連工資很低的工廠工人都不會滿意。
他們往往是家族裡第一個大學生，屬於數量空前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年輕人群體，中國希望這批人推動勞動密集型經濟向知識型經濟轉變。1998年，中國政府宣佈擴大高等教育時，高等院校一年畢業的學生為83萬人。而到今年5月，該數字已上升至逾600萬，並且還在繼續增長。
這是一個非凡的成就。但是，對於念念不忘“穩定”的中國政府來說，這樣的數字也足以引發擔憂，特別是在城市裡，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喪失信心，許多人工資僅夠餬口。一旦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飆升，這批人會給政府帶來挑戰。
一些蟻族取得了事業成功，而許多人舉步維艱、沮喪失望。他們每週工作6天，生活之艱苦堪比狄更斯(編者注：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特別注意描寫生活在英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筆下的社會。
但是，更令許多新來者“受挫”的是辛苦工作都難以克服的種種障礙。他們許多都畢業於中國迅速增多的地方三流學校，其本科學位在大城市根本不吃香。而且，他們大多是農民或工人的孩子，缺少中國新富和官員子女所具有的人情關係。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說：“中國的勞動力人口素質改善了，但另一方面，競爭前所未有地激烈。”鑑於目前大學生失業現象普遍，彭先生表示，年輕人不妨考慮護理、教書等職業，或者調整就業期望。“在北京或上海這樣的地方，闖幾年倒沒什麼，但若呆得太久了，對自己和整個社會都會是問題。”他說。
到11月，劉揚終於頂不住壓力了。她辭掉推銷方便麵的工作後未能找到另一份職業，乾脆放棄回家了。而她的兩個同學和他們的女朋友打算繼續待下去。某天吃晚飯時，4人抱怨北京人刻薄、生活成本高，及“工作沒意思”。不過，他們都發誓要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