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上市公司治理問題一直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對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但大多集中於上市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蔡祥、李志文和張為國，2003)，而對於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市場價值關係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民營企業在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中國退民進政策的實施，湧現了大批的民營企業，他們從初期的小作坊逐步成長為現代企業，併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本文對民營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的有效治理提供一定理論支援。
相關研究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Leech和Leahy(1991)、Mudambi和Nicosia(1998)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負相關。Gedajlovic和Shapiro(1998)等發現股權集中度和公司價值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Stulz(1988)從收購與兼併的角度出發，建立了一個模型，證明公司價值與經理控制的股票權數量之間呈倒U形關係。這一假設得到了McConnell和Servaes(1990)的證實。
（二）國內相關研究
我國學者孫永祥、黃祖輝（1999）以1998年底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503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TOBIN’S Q值與公司第一大股東控股比例的相關性，得出股權集中度與以TOBIN’S Q衡量的公司價值之間存在微弱的倒U型關係的結論。張紅軍（2000）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滬、深上市的385家發行A股的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TOBIN’S Q與用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衡量的股權集中度之間表現出顯著的正線性相關關係。而苑德軍、郭春麗、劉岱（2005）曾經以2003年我國上市公司的年報資料為依據，研究了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得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之間不存在明確關係這一與一般理論研究結果偏差很大的結論。
（三）對已有研究的評價
以往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得出了股權集中度對公司價值既可能產生正影響，也可能產生負影響，還有可能呈正線性關係、倒U型曲線關係和U型曲線關係的矛盾結論，與資本市場環境、樣本選取和變數選擇的不同等各種因素有關。此外，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的研究都主要針對整個市場的所有的上市公司，而不是像本文所研究的專門只針對民營上市公司，因此在樣本的選取上可比性較差，不具有很強的同質性，在研究變數的度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別。衡量股權集中度及公司價值的指標不大一致，變數度量方法的差異自然影響研究結論。
選取樣本
本文以2006年我國民營上市公司100強（剔除不符合條件的42家）中的58家民營上市公司2005年12月31日的財務資料為樣本，研究所選取的民營上市公司是指公司最終控制人為自然人或家族，且該自然人或家族直接或間接地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或控股股東。本文在實證分析中所需用的資料均來自於巨潮資訊網和新浪財經，為了保證資料的有效性，儘量減少其他因素對公司樣本資訊的影響，本文依據以下標準對原始樣本進行了篩選：不考慮金融類上市公司4家(國際上這方面的研究多因金融類上市公司的自身特性而將其剔除)；為了確保樣本公司的資料具有可比性，不考慮發行B股的上市公司5家；剔除在香港上市的33家民營上市公司。最終，本文有效樣本數為58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