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德在19世紀20年代呼喚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如今正蓬勃發展，為世界各地的文學研究注入活力。值得一提的是，歌德當年談及世界文學之時，恰巧在閱讀一部翻譯的中文小說。正是這種對非歐洲文學的欣賞，奠定了他的國際視野，使他得以提出詩歌普適性的觀點。然而，歌德之後，比較文學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甚至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學者提出的世界文學研究正規化，也無法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偏見和侷限，儘管他們的初衷是好的。此文通過重提歌德的概念，追溯19世紀以降比較文學的發展歷程，評述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中心遷徙的觀點，以及弗朗哥·莫瑞提的現代小說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心-邊緣模式，旨在喚起全球對世界文學以及世界文學與當今世界相關性的真正理解。
關鍵詞：世界文學;歌德;國際視野
世界文學不僅在歐美，而且在中國、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在蓬勃發展，為全球範圍內的文學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學正迅速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正規化。它為不同文學傳統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時尚的理論趨勢，而是恢巨集的國際視野。時下的理論多發端於文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如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分析、社會學或哲學等。其結果是批評話語因為遠離文學本身，而喪失了文學研究的本質。許多學者和批評家都已逐漸意識到，當下主要的問題是理論脫離文學。
作為今天的語言學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語言，儘管在過去這是“語言學家”一詞的內在含義：在過去的五六十年，語言學形成了一套無關語言細節，自成一體的研究專案。與此類似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文學研究也似乎再無需提及文學作品。〔1〕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文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迴歸文字閱讀提供了令人翹首的機會。無論是文字細讀(close reading)還是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閱讀、欣賞及闡釋正在為批評實踐和理論探究提供新的機會。世界文學讓文學研究者們認識到，他們要做的，或者應該做的是，首先讓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文學作品走出狹義的語言學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產生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世界文學的興起也是對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紀20年代闡述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的復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歌德建構這一概念的相關背景。歌德正是在與約翰·彼得·愛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談及他讀到的一部中文小說譯本時，做出了這一著名的斷言“……詩歌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民族文學如今已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彙，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這一天的早日到來而努力”。〔2〕普適詩歌的概念不僅使歌德成為歐洲傳統的偉大詩人，也成為了世界詩人。然而，歌德的普適主義並非只侷限於歐洲文學經驗。從中我們或許不難發現約翰· 戈特弗利德·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響。赫爾德認為，人們不同的聲音可以通過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學形式表達出來。歌德提出的概念則涵蓋了世界上所有文學表達，包括非歐洲文學。他在關注文學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同時，也給予了共同人性同樣的欣賞。儘管異域文字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類同感告訴歌德，有一條潛在的紐帶連線著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構成了偉大的世界文學。事實上，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歌德對歐洲之外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了更為廣泛的興趣，這不僅從他對中國小說的閱讀中可見一斑，也體現在他對波斯詩人哈菲茲哈菲茲(本名沙姆斯丁·買買提，約1315年-約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詩人，常被譽為“詩人的詩人”。據統計他的詩集在伊朗的發行量僅次於《古**經》。哈菲茲為其筆名，意為“《古**經》背誦者”。他還有許多其他稱號如“神舌”“天意表達者”“色拉子夜鶯”等。在伊朗，10月12日為哈菲茲日。――譯者注的讚賞中。正是哈菲茲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種抒發愛情的詩歌體裁，多采用對歌的形式，由韻文與副歌組成。公元1000年左右產生於波斯，有著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蘇菲禁慾神祕主義-Sufism)的根基。因為愛是神聖的(最高境界的“愛”是同真主的精神結合)，理想的Ghazal應該有三層“愛”的含義：情慾、神祕和哲理。在詩歌的意境裡Ghazal多采用擬人或暗喻的表現手法，來表達愛的情感和思緒。――譯者注激發了歌德的靈感，使他得以創作出《西東詩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學因此展現出真正的國際視野。
比較文學的發展起步於19世紀歐洲，但卻是根植於民族文學。在方法上侷限於從歷史和傳記的角度觀照作品的影響和接受，注重實證，即讓-瑪麗·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謂的“事實聯絡”(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鑑於對語言學能力及文化類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社會政治背景，比較文學在發展之初並沒有實現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視野。比較文學法國學派注重影響研究，對於揭示文學歷史，文學作品的傳播接受，及媒介、翻譯、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確功不可沒，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因此，其研究傾向於關注採用歐洲主流語言寫作的`主流作家對其他弱勢語言文化作家的影響。從16世紀開始，法國國力日漸興盛，產生了極強的語言文學的民族自豪感。文學文化上典型的高盧中心主義對法國比較文學的概念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克勞迪奧·紀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堅信“沒有所謂愛國主義的藝術和科學”。〔4〕相反，基亞(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則認為，“法國學派”是影響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寫的一本初級讀物中，特別列出了一個圖表，以具體標明法國對其他文學的影響，並指出未來比較研究需要填補的空缺在於證明法國作家的全球影響和聲譽。這種愛國主義自豪感並非只存在於法國或歐洲的知識界，所以，不管我們談論的是比較文學還是世界文學，我們都需要警惕學術研究中的種族中心主義偏見及民族主義傾向。
民族主義和實證主義在戰後的學術研究中受到了質疑。由此，比較文學逐漸將重點放到平行研究，特別是基亞所說的“美國時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過觀念、形象和主題的類比，開啟新的研究空間。不同文學藝術作品都存在類同性，然而這些作品之間卻不一定有實際的接觸或影響。〔6〕一個作家或一種文學對另一種文學的影響很難成為文學生成的決定性因素。畢竟，沒有一部莎劇是純粹原創，或者說莎士比亞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處並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響的。詩人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獨特的再創造而已。因此，對影響源頭的探尋，嚴重地制約了比較文學研究。韋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將其譏諷為“文學外貿”。⑤然而，鑑於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全球政治經濟領域中依然存在著權力的不均衡，時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學中所蘊涵的全球視野依舊是未能實現的理想;東西方文學的比較依舊匱乏，比較文學也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在新的世界文學概念中確實表達了超越歐洲中心論的願望，當下的一些討論卻仍籠罩在歐洲中心論的陰影下。比如，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國》(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裡為人們描述了一個不受政治經濟法規制約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學國度。根據布迪厄文化生產理論，卡薩諾瓦提出邊緣作家只有通過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學當中。在卡薩諾瓦看來，世界文學的生成經歷了拉丁語，法語和德語三個重要時期。――譯者注，及其形成擴充套件的歷史過程，便是一例：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因富於拉丁文化遺產而成為了第一個被認可的文學強國。接下來是法國。16世紀中期七星詩社興起，開始挑戰拉丁的霸權以及義大利語的推進，從而形成了跨國文學空間的第一個試驗性框架。隨後西班牙、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也相繼加入到文學“資產”(assets)和傳統的比拼當中。到了19世紀，民族運動在歐洲中部興起，同時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國際文學舞臺，由此宣稱了新的文學存在。最後，隨著去殖民化，非洲國家，印度次大陸以及亞洲也開始要求認可其文學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薩諾瓦的呈現中，世界文學始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而後隨著19世紀歐洲列強的擴張，以及20世紀非洲和亞洲的去殖民化，而漸次向世界其他地區遷徙。她尤其強調了巴黎作為文字世界共和國首都的地位。在她看來，以巴黎為中心的文學空間是建立在歷史事實基礎上的：“……聲稱巴黎是文學的首都，並非基於高盧中心論，而是細緻的歷史分析的結果。事實表明，幾個世紀以來，文學資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漸成就了它作為文學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類的歷史顯然遠比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時期更久遠，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有多個重要的中心，這些中心也遠比巴黎更大。我們不禁會好奇，對於希臘羅馬的文學或是古舊的聖經文學，卡薩諾瓦會說些什麼?我們也不禁要問，她是否意識到歐洲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強大的文化文學中心，如波斯、鄂圖曼帝國或中國?它們早在歐洲文藝復興前很久，就已經是東亞的中心了。筆者以為如此基本的史實脈絡即便是法國高中也是要講授的吧。那“細緻的歷史分析”又怎麼會疏漏掉這些事實，對法國以外的世界視而不見呢?卡薩諾瓦的著作頗受熱捧，被批評界視為對世界文學研究的重要貢獻。或許這樣的評價並不為過，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學空間能與可靠的世界歷史地圖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義大利裔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他認為文學批評是一門科學而非藝術，要想對文學有全面的認識，則必須拋棄文字細讀。由此，他提出了“遠距離閱讀”的概念，即通過收集分析文學大資料來理解文學。他的《遠距離閱讀》一書獲得國家圖書批評界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於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創立了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通過計算機分析進行文學分析。――譯者注是另一位世界文學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遠距離閱讀”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學閱讀提供了一劑良方。世界文學之多，浩若煙海，即便是讀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認為“遠距離閱讀能讓你關注到比原文字更細微或者更巨集大的部分：技巧、主題、比喻，抑或類別和體系”。〔9〕遠距離閱讀有助於辨析這些單元的模式，不過遠距離閱讀也必須輔以文字細讀，以便給予每個文字及文字細節足夠的關注。莫瑞提最大的貢獻在於敘事小說領域，特別是將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別進行研究。他認為在世界不同的文學中，小說的發展都遵循著同樣的模式，即從注重都市文化的歐洲中心過渡到非歐洲的邊緣。“……作為西方正統影響(通常指法國和英國的影響)和‘本土材料’相妥協的結果”。〔10〕這種中心-邊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實用，但如果機械地照搬，則會使小說與本土語境間複雜的關係愈加模糊。小說作為文學形式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本土的語境有其固有的敘事傳統，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依據現代小說的形式進行被動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國著名的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早在14世紀就已經出現，比《唐吉柯德》還早200年。中國18世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也稱《石頭記》)幾乎對所有中國現代作家都產生了影響。現代小說作為舶來之物對中國20世紀的文學實則沒有太大的影響，倒是古典的傳統，特別是本土方言小說構成了中國文學這棵勃發的大樹的根莖，成為外來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礎。即便是20世紀早期，五四運動中最激進的知識戰將們也沒有把小說視為西方正統影響而全盤接受。因為離開了本土傳統的滋養，小說根本無法生長。魯迅(1881-1936)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中國最早的小說史之一。他那些頗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就是古典與現代的巧妙融合。胡適(1891-1962)倡導重新審視中國古典傳統，從而開啟了紅樓夢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頗具影響力。因此，邊緣地區的現代小說史不僅是關於舶來的西方形式如何改變當地文學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許更有意義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敘事傳統時，如何被改變，以及小說作為一種動態形式如何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h)所觀察到的，“……文學作品通過異質文化空間的接受而成為了世界文學。這一文化空間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傳統及其作家的現今需求所定義的”。〔11〕這一觀點不僅適用於文學類別也適用於個體文學作品。
顯而易見卻又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是一個地理學術語，它涵蓋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個部分或某個區域，無論是歐洲、美洲、亞洲、非洲還是其他地區。嚴肅地對待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意味著兩點：其一，任何關於世界文學的研究必須走出同源或從屬的語言文化區域，如歐洲或東亞語言體系，以覆蓋更廣闊的領域;同時必須考慮到來自各大洲的文學。要確保提出的言論並非局隅於某一個區域，文化地圖學就尤為重要。這就引出了第二點，即翻譯在世界文學中至關重要的作用。閱讀並充分理解不同語言譜系的作品必然面臨語言學困境，要解決這個問題，翻譯的作用不容小覷。達姆羅什認為，世界文學就是“在翻譯中實現的寫作”。〔12〕的確，正是翻譯使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語境與讀者對話，從而在不同的語言社群獲得新的一席之地。這就意味著翻譯是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學關注的不是不可翻譯性及(具有誤導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約性，或是翻譯者的主觀性及(具有誤導性的)翻譯晦澀性的理論爭辯，而是實際的翻譯與質量的關係，是翻譯與原文的對等，以及翻譯如何在不同程度上達到對等的問題。世界文學將引發關於翻譯的全新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文學翻譯的真正貢獻、面臨的挑戰、翻譯的功能性及其創造性。
世界文學方興未艾，它正隨著我們居住的世界不斷改變。文學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相關性不容否認。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一方面對歐洲中心論頗有微詞，一方面又津津樂道於現今亞洲經濟的騰飛，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別是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將文化的嬗變僅僅看作是全球政治經濟現狀的蒼白投射，卻是一種淺薄的誤解。狹隘的民族主義無論何時出現都是危險的。擺脫歐洲中心論的關鍵不是用中國中心論或是其他種族中心論取而代之。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及其國際願景，這將幫助我們建構全球視野，多元世界觀，認識到所有的文學具有同等的意義，從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賞不同的文學作品。這是局隅於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學作品時所無法實現的。如果說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一直在力圖超越民族文學的侷限，那麼，當今的世界文學則在為迎接全球視野下的文學研究而蓄勢待發。世界文學概念上的開放性和靈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視的區域的優秀作品進入文學經典成為可能，它正擴充套件著我們的視野，有效地改變著我們對世界文學文化豐富性的認識。我們在當今世界所急需的國際視野正是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所涵蓋的相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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