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世界新秩序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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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裡克·詹明信是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生於1934年,25歲獲那魯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加州聖地亞哥大學、那魯大學的教授,現教於杜克大學。 以下就是世界新秩序。

關於世界新秩序的論文

主要著作有《語言的囚獄》、《理論的意識形態》等。這篇《世界新秩序》寫於蘇聯解體、柏林牆被推倒之後,詹氏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主義未嘗失敗,資本主義未嘗成功。其中的論點與眾不同,發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論文中曾說:“只要我們在對過去進行闡釋時牢牢地保持著關於未來的理想,使激進和烏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們就可以掌握過去作為歷史的現在。”

如果我們對市場體系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我們便不能說社會主義失敗了,也不能說資本主義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動的意識形態都承認這一點,它們抱怨在後期資本主義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場並不存在;格爾布萊斯(Galbraith)很早便注意到少數製造商對市場的控制取代了(社會主義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當然,不論後期資本主義的三大中心--日本、1922年以後的歐洲和北美的超級大國--取得多大的成功,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們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口吐真情的經濟學家的話--)是沒有前途的。羅斯托文式的起飛階段(the Rostowian“take off stage”)對多數處於邊緣或半邊緣的不已開發國家--負債國家--來說只是空想,在具有傳奇性的“社會主義的崩潰”發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現在這些國家有了未來,有了作為買主和依賴他人的國家、作為廉價勞動力和生產原材料的來源的未來。這個未來只會使發財致富的買辦資本家高興,而人口過剩、面臨失業的大眾只好等待其他某個體系的重新干預。(如果你不願意再把這“某個”體系叫做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你現在最好給它另外起個名字。)

至於說共產主義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發展動態並不由於它的失敗,而是由於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經濟學家頌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黨政權(不論在第二世界還是在第三世界裡),是不發達社會快速實行工業化的途徑,而是右翼歷史學家現在想使人們相信:假如蘇聯自由主義者不受到干擾的話,蘇聯今天也許可以具有更強大的生產力。事實上,先不提農業國的波蘭實現了工業轉型,我們得承認,斯大林主義是個成功,它完成了現代化的使命,發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會主體。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是我一個,認為如果波蘭沒有勞動力的集中來反對以共產主義政權力形式的單一僱主,那麼波蘭的團結工會根本就不會出現。以更普通的方式對蘇聯的`強調來否認共產主義工業化的失敗對一些人來說是具有悻論意義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指出的那樣,這些人“相信歷史曾經存在過,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辯證法觀點,承認某物是個成功即是承認內在於該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現。矛盾明顯與混亂不同,混亂往往伴隨從前的失敗。應該把最近發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現了新的矛盾--當然事件是發生了,但它並不完全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

發生的事件是:晚期資本主義的一整套世界體系--它在世界範圍裡突然攻破和擴充套件了從前的體系--出現了(或者最好說,被證明是出現了),從前體系的所有組成部分和成分被徹底重新評價和在結構上受到修正。我想談談與此有關的三個經濟現象或稱三個經濟範疇:民族債務、效率、生產率。我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祕的事情發展之一是:儘管基本上沒有變化,強大的民族經歷了從富足衰落到貧窮這一難以解釋的過程。在60年代,從創辦新學校和推行新的福利專案到進行新的戰爭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樣的國家不再支付得起這些開消,每個人都開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預算(預算平衡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一致呼聲,也成了目前爭吵辯論的中心。)但是正如海爾倫納(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償還清國家債務不僅是個災難,而且實際上是別的國家懷疑我們的基本價值和償付能力而強迫我們平衡預算的。一個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強大政權可以發放公債和承受赤字開支,只要它不必擔心鄰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當一個從前是自主的民族國家發現自己屬於當今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時,這個擔心便成了問題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爾·斯威茲[paul Sweezy]和亨利·馬格道夫(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討論中國革命時這樣說過):甚至在現代化的情況下,生產效率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和不可割捨的價值--可以有其他值得優先考慮的事情,例如,工業教育、農民的再教育,或者企業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訓練。但是在一個世界體系裡,非競爭性的工業實務(和物質工廠)明顯地成為一個禍害,拉革命集體的後腿,使其墮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憐處境。同樣,馬克思很早以前在《資本論》裡就曾教導過我們,生產率也是市場統一的結果;生產率不是什麼某種無限的絕對物:當與外隔絕的村莊或外省的產品與宗主國的產品在一個統一的體系裡相比較時,原先在這些村莊或外省裡是完全有效的生產率會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這正是蘇聯和其同盟國家一頭栽進資本主義國際市場時發生的事情;他們把自己的命運之神--或者說是馬車--與在最近20年內出現的晚期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掛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