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響張岱遊歷的主要因素
明朝中後期，隨著城市的日益繁榮以及社會經濟的不斷髮展，市民文化蓬勃興起，商品經濟的出現以及人們思想的日趨解放，不斷衝擊著人們保守而又封閉的生活方式，人們的視野不斷開闊，社會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作為豐富業餘文化生活、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旅遊文化，也在社會中日益流行起來，並逐步發展成一種全民性出遊風潮。自明朝中葉以後，許多文人也開始走出書齋，陶冶於廣闊的社會生活，一些文人撰寫遊記，表達自己對旅遊的興趣，如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張瀚的《鬆窗夢語》，王士性的《廣志繹》等遊記，都是這一時期的遊記佳作。由於上層文人、士大夫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及旅遊觀念的變化，晚明時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以上層文人、士大夫為主導的旅遊熱潮。作為這一時期著名文人，張岱必然會受到這股旅遊熱潮影響，養成一種寄情于山水，生性好遊的個性。他的遊歷足跡遍佈江南繁華都市，他領略了秀麗的江南山水，考察了各種各樣的市井人物以及獨特的風土人情，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流傳後世的美文佳作。他的許多散文、詩歌，都是遊歷時的乘興之作，記錄了張岱的旅遊心態以及所感所想，這些，對研究明代旅遊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張岱自幼生活條件優越，在張岱幼年時期，家族屬於家境殷實的官宦之家“，百口叢我食。婢僕數十人”，因此，少年時期的張岱是一個“紈絝子弟”，比較講究享樂的生活。
張岱少年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明王朝大廈將傾，所以，張岱立下“補天”之志，熱心於“舉業”，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與當時多數文人一樣，張岱雖然有著遠大的理想，對於功名有著強烈的願望，但是，對於當時的八股取士卻有著矛盾的態度。科場蹭蹬以及長時間的痛苦煎熬，使張岱放棄了科舉這塊走入仕途的“敲門磚”，從科舉和八股文中解放出來，轉而傾力於史學與文藝，並且專事著述，把自己同社會現實生活緊密聯絡在一起，和旅行遊歷結合在一起，通過四處遊歷，感受市民文化和人文主義思想，同時，通過四處遊歷廣交朋友，拓寬了眼界，接觸各種各樣的市井人物以及奇人逸士，感受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
二、張岱遊歷與明末社會尚遊風氣
張岱一生筆耕不輟，生平“好著書”，撰寫過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各方面學術著作，因此，張岱一生的遊歷，許多和學術考察有關。受家庭環境薰陶，張岱少年時立下修史之志，曾以一人之力完成明史鉅著《石匱書》。修史是張岱最值得驕傲的、畢生最大的使命。張岱修史重視實地考察，重視採集歷史資料，要取得第一手歷史資料，必須行遍天下，訪問各地遺老。崇禎十五年十月，張岱為了瞭解李自成攻打河南南陽等地情況，親自到金陵至淮安遊歷，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在《石匱書後集·盜賊列傳》中。在編撰《石匱書》時，張岱苦於手頭史料不足，文獻不足關乎史著的質量，因此，順治十年八月，為收集第一手史料，張岱上三衢，入廣信，實地考察，訪問當地遺老，蒐集了大量真實史料，為撰寫有關崇禎至清初時期的歷史著作《石匱書後集》積累了豐富資料。張岱能以一人之力編撰出《石匱書》，也和他與周圍眾多“史學知己”（如黃道周、李長祥等人）相互切磋、交遊往來分不開。出於著書立說需要，張岱交遊各方，四處出行，廣泛蒐集史料，張岱將旅遊與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這一點，也蘊含著晚明時期文人旅遊文化特色。
明代中後期，旅遊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各個階層都比較認可的，全民參與的社會時尚，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黎民百姓，無論是貴族士大夫，還是文人墨客，上上下下皆好遊成風。由於交通因素以及時間因素影響，人們出遊，都選擇距離較近的景點，只有少數的文人士大夫才有能力和機會去從事長距離旅遊。大部分黎民百姓以及文人墨客只會選擇短距離遊覽附近名山勝水。張岱雖然早年家境比較殷實，但是異地遠遊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其遊綜多盤桓於江南等地。張岱第一次遠遊，是崇禎二年自杭州赴山東兗州為其父張耀芳祝壽。當時，張岱之父張耀芳就任山東魯王長史，張岱自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北上來到兗州。在山東期間，張岱拜訪友人，遊歷了曲阜、泰安等地，歷時兩年多載，才自山東歸裡。此次遠遊，張岱留下了《孔廟檜》、《岱志》、金山夜戲》、《魯藩煙花》等名篇佳作。張岱另一次遠遊，是崇禎十年七月，以探望其仲叔張聯芳為由，赴江蘇瓜州敘叔侄之情。張岱前往瓜州遊覽了金山寺和焦山，隨後，又來到天平山訪好友範長白。明王朝滅亡以後，張岱家道中落，四處淪落，其宗親也是客居他鄉，四處奔散，順治十四年，張岱至杭州靈隱寺，專程看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第二年，靈隱寺大殿方丈落成，又恰逢具德和尚六十壽辰，張岱還作詩志賀。文人實現社會交往，交遊結社是一種重要方式和途徑。
張岱出遊，交遊結社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張岱一生交遊十分廣泛“，生平所遇，常多知己”，如史學知己有黃石齋、李研齋；時藝知己有馬巽青、趙馴虎；遊覽山水知己有劉同人、祁世培；古文知己有倪鴻寶、陳木叔；詩學知己有王白嶽、張毅儒、王予庵；曲學知己有袁蘀庵、祁止祥；字畫知己有陳章侯、姚簡叔等等；張岱志同道合的友人眾多，日常出門訪友或者與友人相邀一同結伴出遊是張岱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樂事。如在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九年級，為參加王右軍祠修禊活動，張岱相邀周戩伯、陸癯庵，同赴天章寺側的蘭亭舊址；崇禎十一年，張岱與祁世培、陳洪綬赴白洋觀潮；隨後，又與好友嵇仲舉、呂吉士、姚簡叔等人訪問閒居南京祖堂山的阮大鋮等等。在交遊活動中，張岱不僅增長了學識，還結識了許多工匠、和尚、藝人等，雖名不見經傳卻身懷絕技的奇人才士，張岱與藝伎王月生、竹刻藝人濮仲謙、盆景藝術家範與蘭、串戲明角彭天錫等人都互有往來，這些人物，對張岱雅、俗一體的文化意蘊以及奇特的文化品位都有很深的影響。張岱不僅悠遊四方，結交各地奇人雅士，還喜歡與友人結“詩社”“、鬥雞社”“、蟹社”“、絲社”“、噱社”。訪友、交遊、結社，蘊含著明代末期士大夫旅遊文化特色。
三、張岱出遊與明代旅遊文化
張岱一生喜好遊歷，旅遊是張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張岱出遊以鼎革之變為轉折點，前期出遊多以娛樂消遣、學術考察、異地省親為目的，既有純粹冶遊性質的出遊，也有非遊樂性質的出遊。鼎革之變以後，張岱出遊次數大大減少，由於時局動盪，家道中落，張岱出遊多以尋訪故舊、收集學術資料為主要目的。從張岱一生出遊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張岱喜好遊歷，主要受明代社會尚遊風氣的影響，在當時，旅遊已經成為一種大眾化的、深受時人推崇、富於生氣的生活方式，張岱也深受此種風氣的浸染，一生喜好遊歷。在張岱的一生中，旅遊多以短途旅行為主，長途旅行次數較少。在選擇出遊時間上，張岱不僅喜好在歲時節令之時出遊，而且喜歡刻意錯開出遊的高峰期，在遊人較少的月夜、雪夜、雨夜出遊，喜歡獨賞美景，喜歡“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在出遊時機的選擇上，張岱身上既有與民同樂、熱心參與的一面，同時也有彰顯文人個性與審美情趣，不與庶民同流的一面。他將方興未艾的世俗文化與傳統的高雅文化融為一體，呈現出雅俗之辨的旅遊心態。隨著明代旅遊活動的日趨成熟，明代中後期，在許多城市，尤其是旅遊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已經出現了旅遊活動市場化的傾向。張岱出遊喜好水路，當時旅遊業發達地區已經出現了租賃船隻方便出遊的方式，出遊住宿，張岱出遊以投相熟故舊為主，但是，有些時候也會選擇景點的客棧投宿。張岱出遊還十分注重舒適感，注重結伴同遊，因此，張岱出行不僅常有僕人跟隨服侍，而且身邊還有一些好友、戲子、家優等陪伴，在當時，這種遊歷方，是一種時尚之舉，也體現了明代旅遊文化的一些顯著特徵。
作者：金花 單位：長春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