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胡塞爾晚期思想中，現象具有了重要意義，那麼隨之就會有一系列提出，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會超出胡塞爾，普遍地以歷史的可能性為主題。
第一個問題僅僅涉及對胡塞爾心處境的理解：什麼樣的動機決定了胡塞爾問題領域的轉變？這位思想家——在他看來，從觀點出發的事件是外在的；人們傾向於通過描述他的學識、趣味、職業以及他對嚴格性的偏愛把他說成是非政治的——出人意料地出一種對人類普遍危機的意識。他不再僅僅談論先驗自我，也談到歐洲人、他們的命運以及可能的衰亡和必然的再生。他把自己的哲學放入歷史之中並堅定地相信：他的哲學要為歐洲人負起責任並且只有他的哲學才能給他們指明革故鼎新的道路。他對思考歷史以及歷史中的思考並不滿意，所以才為現象學揭示出令人驚異的使命：為新奠基——像蘇格拉底和笛卡爾一樣。
我們援引的著作——大部分尚未公開——來源於1935年至1939年。我們可以推測：胡塞爾在1930年已開始把他對自己哲學的理解與對歷史（準確地說是指歐洲歷史）的理解聯絡起來。1935年5月7日胡塞爾在維也納文化聯盟上作了題為“歐洲人危機中的哲學”的演講；在這個講演之後，他於1935年11月又應“布拉格人類知性協會”之邀做了兩個講演；他的全部未公之與眾的手稿以一種大型論文的方式被冠名為《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其中前兩個部分已於1936年在貝爾格萊德的《哲學》雜誌上發表1）。除這本著作之外，以“危機”為題的手稿集還包括下列文字：維也納演講的初稿、這次演講的推測性文字（一個修訂稿）、同一文字的另一個更為完整的稿件、“危機”的全文以及各種尚未公開的文字，其中包括胡塞爾對同一主題的持續思考。
在這種思想上的全部努力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德國當時的政治狀況：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歷史的悲劇性程序推動了胡塞爾進行歷史的思考。老年胡塞爾，作為非亞利安人、作為科學思想家，本質上仍然是蘇格拉底式的天才和質疑者(Infragesteller)，在納粹分子看來是不可靠的。他退休了並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不得不去揭示：精神有一個歷史。從總體上看，下面這一點對這個歷史很重要，即精神可能患病，歷史是為處於危險的以及處於可能喪失的境地中的精神而存在的。正是由於這些病人，即納粹分子，把一切理性主義誣陷為衰敗的思想並提出政治和精神健康的生物學標準，因此這種揭示就變得不可避免。無論如何，在納粹主義時期，促使胡塞爾踏入歷史的真正動因是危機意識：為了崇尚理性主義，應該談論：誰生病了，以及在哪裡可以發現人的意義與荒謬。
需要補充的是，就在胡塞爾身邊，他多年的合作者M.海德格爾已開始撰寫一部著作。同樣，這部著作從另一個角度展開對古典哲學的批判並至少含蓄地包括了歷史的另項涵義、當代歷史事件的另類解釋以及對承擔性的另種劃分的主旨。因此歷史強迫這位最沒有歷史感的教授為歷史提供解釋。
然而除此之外現在還需要探討：現象學如何能夠採取歷史的視角？在這裡，哲學問題域的轉換被迫超出對心理學動機的闡釋而把先驗現象學的實事關係帶入討論。一種徹底迴歸到為存在奠基的自我的我思哲學如何能夠發展出一種歷史的哲學？
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對胡塞爾文字的探討得到部分回答。在這樣的程度上——即使人們有力地強調觀念在意識和歷史之間的中介功能——胡塞爾的思想仍顯示出統一性。這個觀念可以在康德的意義上被理解為無限的使命。這裡暗含著無限的進步以及由此形成的歷史含義。
然而，如果人類的時代在無限觀念的要求下不斷髮展——在康德那裡已是如此，在關於“世界公民意圖裡(inweltbürgerlicherAbsicht)的一般歷史的觀念”中以及在其他的歷史哲學論文中——，那麼為了人類歷史的哲學必須克服自我哲學並且從中提出一系列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涉及蘇格拉底的、笛卡爾的、康德的哲學以及所有在最廣泛意義上的自我哲學。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將限定在特定的年代。
一、先驗現象學對歷史觀察的抵制
在胡塞爾進展順利的創作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現象學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修正。毋寧說這個把歷史哲學作為永遠的可能性納入自身的基礎已經被發現。
1、《觀念》、《形式的和先驗的邏輯學》以及《笛卡爾的沉思》的先驗現象學並沒有否定，而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2整合了那種曾指引過《邏輯研究》的邏輯願望。可現在這種關注已把某種意義上的歷史排除在外。也就是說，《邏輯研究》教導人們說：一個邏輯結構的意義——不僅在狹義的形式邏輯上（甚至當它被擴充套件至普全數理模式(mathesisuniversalis)時3），而且在廣義的實在本體論上（這種本體論單個領域的最高的類，像自然、意識等等）──是獨立於個體意識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的，正是在這些歷史的框架中進行著對這個意義的揭示和發展。這個意義表現為在一種直觀中介中的意義，這種直觀把握到意義的各個個別因素。概念的歷史，就其作為意義的表達而言，對意義的真理沒有。真理不可能像生物得到功能性的能力那樣被獲得，它是“空乏意向”(Leerintention)與當下直觀之間的非歷史性的關聯（感官的感知、內感知、外感知、“範疇直觀”4等，或者是它的想象的或回憶的修正）。當下直觀“充實”了空乏意向。
胡塞爾思想首先清楚地表達出對心理主義的反抗，這種反抗一直是他晚期全部先驗哲學的前提。與此相應，從一開始便同樣遭到拋棄的是一門歷史哲學，這種哲學把歷史理解為生成和發展。在生成中理性從低階走向高階，並且完全一般地講，從較少走向較多。在這方面來自於經驗推導——經驗推導從主觀對意義的接近出發——的客觀意義的無時間性是無法達到的。
本質哲學——它在“觀念”的反思層面上繼續了《邏輯研究》的“邏輯主義”——證實了對發生學解釋的不信任：“本質還原”(eidetischeReduktion)（它把個別事件置入括號，僅僅保留其意義——以及保留通過概念表達出的涵義）正是一種歷史還原。世間現實(DasmundaneWirkliche)與本質的關係就像偶然與必然的關係一樣：每一項本質都是一個現實化可能性的領域。通過現象學的看，個體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成為其本質5。我們一定能看出，胡塞爾是多麼謹慎地對待原初(Ursprung)這個概念：就在《觀念》第一卷的第一頁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這裡沒有敘述歷史。在談及原初性時，既無須和不應考慮心理學－因果的發生，也無須和不應考慮發展史的發生學［……］”。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