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將我國1985年~2008年貿易結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深入考察貿易結構演進過程中的波動性特徵以及資源、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換速度問題。分析表明,各類密集型產品份額的波動性和轉換速度逐漸減弱,並且已經進入趨勢平穩發展階段。文章認為,已有的貿易結構演進路徑提升空間有限,並且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雙重弊端,貿易結構演進路徑必須進行適時轉換。然後,文章提出了一條新的貿易演進路徑,指出各類密集型產品升級必須向著出口質量、技術的全面提升路徑轉換,並進一步分析了路徑的實施渠道。最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並得出結論。
關鍵詞:貿易結構;波動性特徵;路徑轉換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模式面臨以下幾方面的衝擊。一是貿易壁壘、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中國很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來自已開發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甚至是開發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在對外貿易不斷擴張的同時,中國已成為每年遭受反傾銷調查數目最多的國家。二是雖然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進出口貿易量排名僅落後美國與德國,排名第三,但是中國仍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競爭力僅侷限在不斷壓低勞動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上卻無法與已開發國家展開競爭。貿易利益的獲得已經不能僅僅取決於生產能力和生產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創新技術的提高。三是從《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會議,低碳經濟必定是大勢所趨。這間接的表明了我國不能再依靠能源、資源、勞動力數量的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上,必須開拓新的增長模式,貿易模式必須探索新的路徑。此外,聯合國貿發組織認為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貿易結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較低。
由華爾街開始引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了強烈衝擊,這不禁要問我國現有的貿易模式是否仍然適用?面對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路的發展,貿易演進路徑應該怎樣調整?本文首先對中國1985年~2008年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徵與轉換速度進行分析,然後希望從深層次上獲得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轉換路徑。
二、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徵:1985-2008
傳統文獻中對貿易結構階段性特徵的分析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是從比較優勢出發分析我國的貿易結構轉換,另一種是基於我國巨集觀經濟發展階段的考量。他們的分析都能夠很好的解釋貿易結構的趨勢性特徵,但是卻迴避了貿易演進中可能出現的“拐點”和波動性特徵,並且對貿易結構轉換速度問題也重視不夠。本文著重從貿易結構的波動性和貿易模式轉換速度角度進行分析。
按照SITC分類標準,將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標準分為資源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並計算出每種型別產品的出口額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資料基於1位數的SITC資料。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通常將SITC0-4類定義為初級產品,也被稱為是資源密集型產品;SITC5-8定義為工業製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類製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認為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SITC6和SITC8被認為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本文的資料來自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1985年~1992年來自2;1993-2008資料來自3,對兩類資料按照分類標準進行了適當轉換。從圖1中,可以明顯的發現我國出口貿易結構不僅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性特徵,而且各階段的波動性特徵也非常明顯。本文按照波動性特徵,將貿易結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5年~1992年):在這一階段,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貿易結構呈現出“雙升一降”的變化特徵,波動最為劇烈,並且貿易結構切換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現兩次“剪刀差”形狀。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佔全部產品的份額各自上升將近一倍,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則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來的1/3。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品份額都對資源密集型產品份額進行了超越,並且兩者之間的轉換速度很快。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明顯呈現粗放式增長特徵,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是資本存量的不足,此時的經濟動力只能依靠資源的開採與投入來推動。但是,資源密集型產品比重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上升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比較優勢充分發揮的體現。中國是勞動力稟賦充裕的國家,而資源相對匱乏,根據靜態要素稟賦理論,一國應當出口其要素稟賦相對充裕的產品。所以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比較優勢得以集中體現。
第二階段(1993年~2002年):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徵是“雙降一升”,貿易結構轉換波動性減緩。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份額雖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現拐點,進入下降通道。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間下降特徵不再明顯。而最為明顯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份額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帶動了經濟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於在這一階段我國大力實施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東南沿海城市不斷開放,加工貿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同時,隨著我國開放度的不斷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不斷增加。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徵是動態要素稟賦理論的體現,勞動力產品的比重的大力發展,使得我國積累了一定的資本,資本勞動比顯著提高;再加上FDI在這個階段的大力引進,導致了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比重出現了拐點,在1994年達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後不斷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仍然不斷攀升,並且在這一階段,這種比較優勢之間的切換速度很快。
第三階段(2003年~2008年):“這一階段波動性最弱,趨勢平穩”特徵得到明顯體現。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勞動力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對資源密集型產品份額是強勢超越的話,那麼資本密集型產品對勞動密集型產品份額的超越則顯得動力不足。三種類型的密集型產品的份額保持趨勢平穩特徵,三者的離差都在10%以內。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達到了最低,將近6%;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平均保持在42%與52%。在這一階段趨勢平穩的特徵,還表現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比重向資本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轉換逐漸減弱,這是動態比較優勢走向低速發展的特徵體現。其中的原因是我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重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甚至超過了部分已開發國家的水平。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的貿易模式提升,不能只從數字角度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的增加,更應該關注貿易效率和質量問題。
通過三個階段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近三十年來,我國的貿易結構不斷升級,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不斷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先升後降,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不斷升高。但是,從波動性特徵來看,這種貿易結構轉換的動力在逐漸減弱,三種份額已經進入趨勢平穩階段。依靠提升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重,降低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的空間已經不足,原來的升級路徑需要進行適時調整,我國的貿易結構轉換必須尋求新的升級路徑。
三、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路徑轉換
貿易結構升級主要沿著兩條路徑在發展。第一條路徑是貿易結構由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向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轉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主要是沿著這條路徑發展,並且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這個路徑上,我們的貿易結構已經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這條路徑演進過程中,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產業鏈中處於比較低端的環節。並且,這種發展路徑繼續延續會存在兩個弊端,一是中國出口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場進入壁壘的特點,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壓低了出口企業的利潤,損害了我國消費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國將很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來自已開發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尤其是進來這些國家針對中國的反傾銷申訴和仲裁措施急劇增加,使我國的出口形勢面臨惡化。因此,必須尋求貿易路徑的轉換。
第二條路徑是在各類密集型產品出口質量、技術、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國貿易結構朝著這條路徑轉換才能真正實現二次升級,其原因來自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在國際貿易理論界,異質性廠商、異質性產品貿易理論備受關注,貿易學家們已經把關注的重點從傳統的代表性企業、同質性產品轉移到異質性廠商、生產技術差異、生產效率與產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實踐上,由於低價格、低質量、低技術的產品更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和貿易訴訟。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產品出口曾經面臨嚴重的貿易壁壘,中國現在也面臨者類似的問題。但是,隨著跨國公司外包的盛行,國際生產網路在全球展開新一輪的佈局,在加上我國近年來發展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我國的貿易發展可以抓住這個新的機遇,在第二條升級路徑中尋求突破。
路徑的轉換可以通過兩條關鍵渠道來實現。第一,資本技術要素稟賦質量的提升。根據動態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要素中資本和技術稟賦的增加是貿易結構升級的決定性因素。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參與更高階段的國際分工,參與高技術、高資本含量的產品的生產,從而提升要素的資本技術含量。現實情況是中國處於產業分工鏈條的最低端,經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為此,在全球產業鏈的橫向一體化延伸中,我國企業應該增強品牌保護意識,加大產品的異質性來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在縱向一體化過程中,提高自身在產業鏈中的核心競爭力,從而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技術水平。第二,要素稟賦結構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國要素結構搭配存在嚴重扭曲。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資本擁擠在產能過剩行業、重複建設問題嚴重;我國經濟發展中能源資本投入已達到了一定高度,適當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轉第113頁)勞動者素質,以增加高質量勞動力要素投入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關鍵,能源、資本投入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實現要素產出率最大化。
但是,資本、技術要素稟賦如何提升?要素稟賦結構如何合理搭配?從而提升中國的貿易結構層次。本文認為這兩個問題可以通過產業的有效集聚、國際和國內分工等途徑進行分析,以獲取適合我國的貿易結構升級路徑。一方面,產業集聚效應可以促進跨國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術水平。我們知道FDI一般會攜帶相對先進的技術,儘可能吸引更多高質量的FDI是提升我國出口產品層次的一個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產業集聚效應可以提高我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產業合理佈局之後,技術溢位效應,示範效應都會促使國內技術水平上一個新臺階。當同類行業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產的時候,這種無形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會使得技術溢位增加,同時也促使其它企業加快技術創新的速度。此外,產業集聚還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應。這其中主要原因不僅在於集聚效應可以通過配套設施的提供導致成本的降低,而且產業集聚加速了資源的流動,尤其是使得攜帶知識與技術的資源快速流動,再加上幹中學效應,從而會導致人力資本以及產品質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徑是積極融入全球生產網路中,合理配置國內的分工體系。中國目前的基本狀況是:分工與專業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整體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還向當低,並且我國國內分工以及參與國際分工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通過積極參與新一輪國際分工,完善國內分工體系,才能使得我國的要素資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從而升級我國的貿易結構。根據國際分工理論,跨國公司會根據所有權、區位等優勢把生產網路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區,進行外包生產。中國在全球分工結構中,從價值鏈低端環節向高階環節移動是中國貿易結構二次升級的突出體現。此外,國內分工應充分發揮不同區位的要素稟賦優勢,注意分工的層次性。一國國內分工越發達,那麼國內分工與國際分工更容易接軌。
我國貿易結構的進一步提升不能只侷限於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賴於資本技術要素稟賦質量的提升與素稟賦結構的合理搭配。通過產業的集聚,構建合理的分工體系,同時,加大高素質人力資本投入,使要素流動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這些因素是增強我國出口比較優勢,優化出口貿易結構的基礎。
四、結論
總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研究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徵與路徑轉換具有理論和現實雙重意義。從理論上看,不能僅侷限於把握貿易結構演進的長期趨勢問題,而更應該關注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徵以及各種資源密集型產品的轉換速度問題,進而去嘗試研究一些諸如貿易結構的週期性等新的問題,從而在理論上去解釋中國貿易結構應該進行路徑轉換的原因。從現實意義上看,雖然中國貿易總量在不斷增長,但是“中國製造”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貿易壁壘、反傾銷、非正常性關稅等不公正待遇。這使我們看到中國的出口模式必須進行調整,去適應高階國際化分工的需要,那麼相信本文依據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徵,提出的新的轉換路徑,對於未來中國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