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近代 浙北 接軌 上海
近代上海開埠後，憑藉其地理、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取代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和中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城市。鄰近的浙北地區作為其主要腹地之一，積極利用上海城市經濟和外貿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形勢，加快農業專業化生產規模、水平的提高，從而繼續在全國農業經濟發展中保持領先的地位。圍繞上海外貿經濟和城市經濟發展這一中心，浙北地區大力發展農副業，積極擴大棉花、蠶桑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使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形成幾個生產相對集中的農產品專業生產區，並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和市鎮經濟的進一步繁榮。上海開埠後，本地區調整了傳統的以國內市場為主，以絲、棉織造為核心的農村傳統手工業生產模式，積極依託上海，開託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貿易，促進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轉型，密切了上海都市和浙北農村雙向互動的經濟關係。，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進入了飛速發展時期，剖析歷史時期浙北地區社會經濟接軌上海城市經濟和貿易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階段，可從一個側面，展示“長三角經濟圈”形成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同時，也為浙北地區及其它地區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入搞好接軌上海，參與“長三角”經濟大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一、 依託上海，利用區位和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浙北地區主要是指湖州、嘉興兩市。本地區地處杭嘉湖平原，歷史上便是著名的蠶桑產區。因對外通商的限制，近代以前本地產品以內銷為主。由於廣州一口通商，造成浙北地區的生絲出口須長途運輸運至廣州，運費成本極大，利潤微薄，制約了本地產品的出口貿易，本地區產品主要依賴國內單一市場，制約了本地相關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所謂“在海通以前，銷路限於國內，僅供織綢之用，即今日所謂之使用者絲，其行銷範圍既小，營業不盛。”。①開埠前後，上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優勢被外部世界充分地認識和重視，它處於中國海岸線的中點，長江的入海口方便效能條件——沿海航運、長江航運和內河航運的四通八達；擁有廣闊的腹地——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長江為紐帶的整個長江流域的大腹地，在對外貿易的帶動下迅速發展起來的。開埠後，上海被推上了中國向世界開放的中心。上海開埠後，作為一個通商口岸，發展需要大量的出口物資為後盾，而當時國外對我國的絲綢產品特別青睞，因此浙北在絲綢資源方面的優勢在上海具有特別的競爭優勢和前景。
上海開埠後，在發展對外貿易中地位和作用迅速凸現，使得自明清以來積累起來的浙北地區以絲綢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潛力、張力的實現有可能。自明清以來，立足於本地蠶桑業發展興起的烏青、練市、菱湖、雙林、南潯 、新市等等專業市鎮對浙北絲綢資源起著有效的整合作用，併為與上海經濟關係的發生、發展奠定了有效的資源基礎。據國外權威材料記載，中國出口生絲幾乎人都產於浙江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興府，而湖州府的產量較其它兩府為多。上海開埠後，對外貿易直線。浙北地區絲綢開始直接銷售與洋行，運輸成本的降低，浙北絲綢經濟在上海對外貿易中優勢地位的確立。在浙北湖州，“湖絲出洋，其始運至廣東，其繼運至上海銷售。”②對外貿易新局面的形成，國際市場巨大的產品需求，促使本地區自覺地進行產品輸出調整，依託上海，大力發展外貿經濟。“輯裡絲乃運滬直接銷與洋行，實開正式與外商交易之端。”③從此產銷趨於鼎盛，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爭赴市。所謂“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番舶來銀百萬計，中國商人皆若狂。今年買經更陸續，農人紡經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紡車，無復有心種菽粟。”④據史料記載，上海開埠頭四年，光湖州絲業中心南潯運往上海出口的輯裡絲，就占上海生絲出口貿易55%。為了積極組織產品和原料，滿足由上海出口國外的需要，上海開埠後，浙北積極發展以生絲交易為主的'初級市場。如南潯鎮“其絲行有招接廣東商人及載往上海與夷商交易者，曰廣行，亦曰客行。專買鄉絲者曰鄉絲行，買絲選經者曰絲行，另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曰劃莊，更有如鄉絲代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曰白拉主人，鎮人大半衣食於此。”⑤再如菱湖鎮“小滿後新絲市最盛，列肆喧闐，衢路擁塞。”⑥而地屬湖嘉兩府的烏青鎮，“各鄉所產細絲一名運絲均由震澤經行向本鎮絲行抄取，發車戶成經 ,轉售上海洋莊，名曰輯裡經。”⑦此種情況在浙北地區的農村集鎮尤其是中心市鎮普遍存在，波及整個太湖流域。可見，近代浙北與上海的關係，首先是一種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有機結合的產物。
二、大力優勢農業，推進農業專業化生產和產業化程序
由於經由上海港生絲出口通達順暢，使蠶農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本地區蠶桑業的發展和生絲產量的提高。在浙江長興縣，乾嘉時期蠶業並不旺，由於上海開埠後出口銷路暢通，蠶業迅猛發展，成為當地主要的來源，“歲入百萬計”。⑧即使受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在上海港生絲出口需求持續擴大的吸引，湖州府連一些山區也受利益的驅動，開始興桑育蠶，“向時山鄉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⑨再如安吉縣“邇來山鄉亦皆栽桑。”⑩湖縣“向時邑人治絲者尚少，今則栽桑遍野，比戶育蠶，其利甚大。”11
為了保證生絲需要量供給，本地區進一步擴大植桑業發展的力度，並將桑秧業從植桑業中分離出來，促進了桑秧業生產的專業化，以便更好地提高桑葉質量，進而帶動生絲質量的提升。桑苗的生產在浙北地區以海寧、崇德、桐鄉為主,其次是吳興德清、長興等地。海寧以周王廟為中心，有苗圃五千畝，產苗量最高時達２０００萬株。崇德、桐鄉以同福、亭橋、靈安三鄉的天荒蕩為中心，約有苗圃３２００畝，產量最高時達１０００萬株。12
此外，植桑業需要肥源，於是又促進了畜牧業、漁業、榨油業的發展。蠶業的發展甚至還帶動了本地區竹器製造業和燒炭業的發展。
本地區棉花生產在近代以前並不多見，但上海開埠後，在市場利慾的驅動下，本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也不斷擴大，尤其是在嘉興地區一帶，主要集中在平湖、海鹽、海寧等縣，在三縣又以平湖縣的棉花種植面積最多，達到１８１２５０畝，佔全縣耕種面積的３６％。除棉花外，本地茶葉生產數量和規模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如湖茶所產多為炒青，湖屬長興、安吉是主要的產茶區。長興縣顧渚的紫筍茶早在唐朝即立為貢茶，該茶為國際所知名，在國內外市場均很受歡迎。市場需求的擴大，帶動了茶葉生產的發展。本地安吉縣的孝豐地區（時為孝豐縣）也是主要的產茶地區，產茶麵積達到２３８６６畝。另外，德清、及湖州市郊也有相當地區生產茶葉。
通過圍繞上海城市經濟與外貿經濟，浙北地區在價值的作用下，農產品商品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出現了相對集中的專業化商品性農業生產區，自覺地調整了單一農業經濟的格局，逐漸形成以蠶絲業為主導的農桑漁牧副各業全面發展的綜合經濟發展新格局。這種經濟發展新格局的形成，不僅有利於更好地策應上海外貿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上海內外貿易的發展和城市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和動力。而且也帶動了浙北地區自身內部經濟交流開展，進一步密切了浙北地區自身的經濟聯絡，提升了浙北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水平。
三、積極改進傳統手，提高產品的技術水準，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
近代上海開埠，不僅影響了本地區傳統的農業生產，促使其進一步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的傳統手工業生產。在上海外易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和影響下，浙北面向國內市場，以絲、棉織造為主的農村傳統手工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面臨了新的挑戰與發展機遇，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向，即以出口為導向，逐漸轉向國際市場。為此浙北地區自覺改進傳統手工業，更新技術，努力提升產品的競爭能力，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大量生絲經由上海港源源外銷，浙北地區的蠶絲加工業，無論規模還是技術，都有了顯著發展。蠶戶將蠶繭抽絲後，為改善生絲的質地，進行再加工，即把已繅過之絲再搖制。南潯等地的絲商為迎合國外絲織業的技術要求，將買進的土絲按等級分發給農戶或小作坊再繅製成經絲，因專供出口，人稱洋經絲。在歐洲市場如法國里昂，未經再加工的絲每公斤售價47法郎，而再繅絲則值6 3法郎。浙北蠶絲產區手工繅絲業因此業務繁忙，南潯一帶尤負盛名，法國、美國各洋行都來購求，需求的擴大促使技術進一步完善提高，又增加生產了方經、大經、花車經等新品種，加工技術水平不斷顯著提高。“邇來洋商購經居其半，潯地絲兼經行者為多。經之名有大經、有絞經、有花車經等名，凡做經之絲，必條紋光潔，價亦勝常，故鄉人繅絲之法日漸講究。”據實地考察的外商記載，南潯主要生產的是上等生絲，是附近所產再繅絲的交易市場。技術水平的提高，還可從從事生產的工人工資提高得到證實，從事專業化生產的技術工人一般工資較高，“每兩工資十文 ,熟手每日可繅三兩至五兩 ,每日可獲工資五十文。”13手工繅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最有力的體現是在該地形成了知名生絲品牌“輯裡絲”。該品牌的影響力與價值可從一則材料加以說明，“嗣後因南潯、震澤輯裡大經盛行，洋莊絲(指未再繅制絲—引者)無形淘汰。向之代洋莊收絲之客行，亦紛紛改為鄉絲行，收買白絲售與潯、震之經絲行，搖為輯裡大經。嗣後又有做成格子稱為花經，專銷美國者。斯時南潯附近各鄉居民及震澤、黎裡一帶，約有車戶二三千戶，每家平均約有車四部，每部小車每日出經十兩。每百兩為一經，每十五經成為一包。”。所謂“當輯裡大經蜚聲歐美之時，大約以一百零六七兩之白絲搖為純經百兩，故其時貨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達一千餘萬元之譜。”14巨大的技術附加值，推動了當地手工繅絲業的激烈競爭，從而促進了生絲生產技術的全面進步。即使在19世紀80年代上海機器繅絲業發展起來後，南潯等地的傳統手工繅絲業仍然有著較好的發展業績。
手工繅絲業技術的發展，產品的新開發，還帶動其它相關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如生絲再加工時，約有10%—15%的亂絲產生，進而帶動了手工捻制絲線業的發展。湖州等地還有人利用這種亂絲織成外表似棉花的綢料，取名棉綢，1880年前後年產約3000匹，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明清以來，棉紡織業一直是浙北農民傳統的家庭手工業。棉織業主要以嘉興地區較為發達，如嘉興的風涇、魏塘、新塍、王店等地，不僅上就較有名聲，且在近代以後還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如王店的紗布遠銷各地“行於蘇鬆衢諸郡，遠及關東，商賈輻輳，收買無虛日。”15嘉興各地所產的棉布主要有棉布、黃草布、苧布、麻布、兼絲布、紗布、白布、水紗、灰料、線布、紫花布、餘冬布、白草布等等，但總體情況不如絲綢行業。湖州地區種植棉花不多，如南潯主要是從外地購入棉花原料，獲取加工利潤。所謂“四鄉之人，自農桑外婦女毀尚焉，推車蹋弓紡線織機，率家有之。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婦女日業於此。”16其製成品主要有大布、小布、棋花布、錦布等。
四、形成服務上海外貿和城市經濟、聯接兩地經濟的商人群體
上海開埠後，為了更好地促進本地各色資源和產品的出口，更好地服務於上海口岸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浙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本地形成了服務於上海發展需要、聯接兩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商人群體。由於受上海開埠的，浙北地區商人隊伍的傳統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增強。明、前清時期，浙北地區的商人以坐商為主，行商較少（活躍在本地區的行商主要是外地商人，如徽商、廣商、閩商等），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大，更談不上全國的影響力。但上海開埠後，這種情況得到了有效的改觀。
由於在上海的出口商業中，“絲業最為大宗”，而“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於浙江省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興府”。因此大批浙北地區商人尤其是湖州絲商，積極利用毗鄰上海、水陸便捷、熟悉生絲貿易及依託原料產地諸多優勢和有利條件，積極拓展生絲出口業。如顧福昌在上海開埠不久就“薄遊滬上” ,開設壽泰絲棧和豐盛絲行，“首先經理夷務”，是最早在上海經營生絲外銷的華商之一。陳熙元於５０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為著名的“絲通事”，並自設裕昌絲棧，事業不斷髮展，被譽為“中西絲商依之如長城”。劉鏞也是剛“甫冠”即與同邑邢賡星合資設正茂及恆順絲經行，“不數年而業大起”，後獨自設立劉貫記絲棧，至同治初年“已埴財數十萬，號鉅富”。上海開埠後經營生絲外銷的絲棧、絲號基本上由湖州幫所創設。在１８７６年上海的７５家絲棧、絲號中，湖州幫開設的就達６２家之多。１８８２年湖州絲商黃佐卿創辦了上海第一家繅絲廠公永和絲廠。不久，湖州商人楊信之創辦了延昌恆絲廠。湖州商人沈聯芳除擁有浙江上海恆豐絲號外，又先後創辦並經理上了海振綸洽記繅絲廠、恆豐繅絲廠等，成為絲業界的頭面人物之一。湖州絲商莫觴清２０世紀初經理著上海久成、又成、恆豐３家絲廠。在上海形成的強大的湖州絲商集團，陶水木教授稱之為“湖州商幫”，也叫“潯商”。這一時期，浙北地區的商人在上海除了主要經營絲業外，也積極向麵粉、針織、燭皁、榨油、食品、製藥等新興發展，拓展了上海近代工業領域。１９１１年嘉興人陸費伯鴻等創設了上海第一家獨立的製藥廠即中華製藥廠。在新興的麵粉工業中，１９０２年湖州絲商顧敬齋與人創設華興麵粉廠，１９０６年朱葆三創辦中興麵粉廠，湖州籍著名買辦王一亭在１９０７、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與人創辦了立大、申大、大有３家麵粉廠。發展到後期，浙北商人還向房地產和業拓展。
大量的事實充分說明，上海開埠後，大量浙北地區的商人，主要是湖州籍商人，積極依託本地的資源優勢，利用上海作為聯接對外經濟、拓展對外貿易的視窗和橋頭堡的功能和特點，積極參與上海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並在此過程中大大加強了上海與浙北地區社會經濟的聯絡，架起了兩地社會經濟聯動發展的橋樑，在活躍兩地經濟、發展兩地經濟乃至社會文化關係方面發揮了特殊的積極作用，在聯接經濟發展與都市經濟發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湖州市鎮毗鄰上海，而一些遷居於上海的湖州‘買辦’、‘通事’大絲商對於發家的祖籍之地，仍保持著密切關係，還在家鄉市鎮修建了別墅。……於是湖州這些市鎮地列入了上海市的衛星市鎮範圍內。湖州交通暢達，水陸交通直達蘇滬杭。在經濟文化上與上海等地聯絡繁密……。”17
上海口岸經濟的發達，還直接帶動了本地區市鎮經濟的繁榮。由於本地區的區位、資源及產品優勢，也由於以湖州商人為主體的浙北商人積極參與上海經濟發展，帶動了本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從而促成了本地區市鎮經濟的持續繁榮與發展，使本地區市鎮擺脫了傳統市鎮近代衰落的命運。“江南的一些市鎮近代一度有衰落之勢，而湖州市鎮一直保持著不衰而繼續發展，多得力於蠶絲的生產與銷售，因為近代絲、絲織品的出口貿易仍在發展著，這樣推動著湖州絲綢的生產與貿易。歷史上湖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外向型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18又如浙北地區的新市鎮因經濟發達，成為湖州府東南部的重要商業市鎮，有“小上海”之美譽。19
近代浙北地區農村經濟立足特色、綜合發展格局的形成，農業和農村手工業的的近代轉型，本地區市鎮經濟的繁榮，均與近代上海的發展密切相關。它依託上海的內外貿易樞紐港地位，通過調整生產結構、優化流通渠道，提高技術水準，以市場為導向，較快地、較好地參與了世界市場，暢通了進出口貿易，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在國內其他地區常見的一旦手工棉紡織業衰敗，整個農村經濟迅速凋零的困境，使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了較好的延續性。這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加入WTO後農業經濟的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在新的歷史時期，浙北地區只有繼續緊跟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積極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經濟發展的含量，積極推進以出口為導向的高效農業的發展，融入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努力建立與“長三角”都市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農業產業化經濟新格局，才能實現浙北地區農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深入、持續發展。
註釋：
①②民國《南潯鎮志》卷33《風俗》。
③劉大鈞：《吳興》，經濟史所，1939年，第121頁。
④溫豐：《南潯絲市行》，《南潯志》卷31，第2頁。
⑤同治《南潯鎮志》卷24《物產》。
⑥光緒《菱湖鎮志》卷１１，《物產》。
⑦民國《烏青鎮志》卷２１，《工商》。
⑧同治《長興縣誌》卷８，《蠶桑》。
⑨同治《湖州府志》卷３３，《物產》。
⑩同治《安吉縣誌》卷８，《物產》。
11 光緒《平湖縣誌》卷８，《物產》。
12 《中國實業志》第二編；全國經濟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１９３６年調報告》。
13、14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史資料》三聯書店（北京）1957年，第２卷，第８０—８２；第82頁第；
15 光緒《梅里志》卷七，《物產》。
16 同治《南潯鎮志》卷24，施國祁《吉貝居暇唱自序》。
17、18 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第114頁；113—114頁。
19 《浙江地名簡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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