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中，沒有“對立”就沒有人物，就沒有性格。對於人物性格“對立”的描寫，敵對的和階級的“對立”，容易區別得鮮明；階級內部和階層內部的“對立”，卻容易雷同。可見，塑造眾多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是長篇小說首先需要解決的任務。而其中最大的難題莫過於在同一階級、同一階層、同一集團內寫出許多千差萬別的典型形象來。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正是在這個方面獲得了卓異的成就。
《紅樓夢》中的人物共有四百之多，光是生動而著名的就不下百餘。其中一些思想性格身份地位類似的人，在曹雪芹的筆下，卻能各人各面，千姿百態。作者異常分明地描繪出他們之間的差異。甚至在場合想仿，談吐相近，神情相同的情況下，也能把各自的個性區分出來，使神態相似而不雷同，言語相近而不重複。這種強烈的藝術效果的形式，不能不說是因為作者在塑造這些形象時，常常採取一種特殊的複雜的對比手法的結果。這個對比手法，正是恩格斯所準確提示的那種“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的方法。這是一條異常寶貴的創作經驗，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個“決竅”。脂硯齋在評《紅樓夢》時，稱這種手法為“特犯不犯”。金聖嘆叫作“犯中求避”。犯，是有意把兩個人物的某一點寫成相同、重複；同時，又避，即在同中求異，在重複中求不重複。古今中外，天地萬物，無不處於矛盾之中，無不相比較而存在。在藝術中採取同中求異的藝術手法，正是刻劃人物性格的一個最根本的方法。《紅樓夢》在刻劃人物性格上成功地運用了這種同中求異的藝術手法，值得我們好好揣摩，努力借鑑。
一
在《紅樓夢》所創造的眾多人物中，有些是同屬於官僚貴族之家的當權人物；有些是生活在珠圍翠繞、錦衣玉食之中的公子小姐；有的是一母所生所謂小家碧玉的年輕貌美的胞姊胞妹；有些是常年受人奴役欺凌的丫頭奴僕。為使這些出身、經歷、地位、教養大體相同的人物各有生動鮮明的性格，曹雪芹地塑造他們時，採用了同中求異的藝術手法，而使那些身份相同或地位相近容易混淆的人物表現出極大的個性差異，毫無雷同之感。
《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和薛寶釵，都是出身名門的千 金小姐，同是以親戚關係寄居賈府的。她們的生活起居、學識教養是基本類似的。論“詩才”，不相上下；論容姿，都是“豔冠群芳”。並且在某些問題上也有一定的共同語言。照常理講，這兩個人物的性格應該是大體一致的。然而恰恰相反，在曹雪芹的筆下，卻把這兩個人物寫成了異常分明的對立形象。作者通過她二人言談舉止、行為動作、思想作風的刻劃，揭示了二人性格上的不同，內在本質的迥異。這種“不同”和“迥異”表現在愛情上，即黛玉和寶玉的愛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禮教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他們的愛是純真的愛，而寶釵對於寶玉的愛慕則是因為賈寶玉是賈府的寵兒，是這個家族的當然繼承人。這種愛是出於功利動機的。另外，黛玉的愛是通過“題帕詩”向寶玉傾吐的，真率而不明言，含蓄又心心相印；而寶釵的愛戀卻是抑制了感情的一面，為了未來的地位，她採取得是審慎的富有謀慮的處世方法。這種“不同”和“迥異”表現在處世為人上，即黛玉高潔，自尊，不願違心地去迎合世俗。無論是對至高無上的權威賈母，還是對有權勢的管家少婦王熙鳳，她從不考慮如何去討她們的歡心。她“孤高自許”，天真敏銳，語言尖刻，結果遭來了流言蜚語，最後在寶釵嫁給寶玉的一片歡鬧聲中，悲悲慘慘地離開了人間。薛寶釵正好相反，她靠封建淑女所具備的德性和那背後的財富家世，爭取了賈母王夫人的歡心。她“罕言寡語”，裝愚守拙，對丫環奴婢也表示出賢惠寬容的態度，終於登上了寶二奶奶的寶座。這種“不同”和“迥異”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仕途經濟的看法上，寶釵熱衷於對寶玉進行“仕途經濟”的說教，致使寶玉譏諷她，一個女兒“也學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真是一針見血地道破了薛寶釵的思想實質。而林黛玉正好相反，用寶玉的話說就是：“林姑娘”從來不說這些“混賬話”。這便是釵黛的本質區別。由於作者在一系列相同事件上讓釵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而使得她們各自的性格特徵是那樣鮮明突出。不難想像，如果作者孤立地去塑造其中的一個，是決不會收到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的。
《紅樓夢》的人物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