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物件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於“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後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並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麼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型別，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後，“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採購書籍的任務。可惜我一點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於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並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於《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於著名學府且供職於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諮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於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後，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於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並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並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鑑》、《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