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路徑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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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農業是以幾千年來傳承的技術體系和生產、消費一體化的農戶組織承載的低效率經濟,現代農業的技術型別、生產經營的組織形式以及產出效率,均顯著區別於傳統形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農業經濟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過渡的核心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農業現代轉型與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以視作是等價的。因此,促成農業經濟現代轉型的因素,亦即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依賴條件。

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路徑論文

1技術進步與農業經濟増長方式的轉變“傳統農業應該被作為一種特殊型別的經濟均衡狀態。”[1]

形成這種均衡的主要條件是:(1)技術狀況長期保持不變,傳統農民世世代代使用的祖先傳下來的生產要素,並不因為長期的經驗積累而有多大改變;(2)如果把生產要素作為收入的來源,那麼,獲得與持有這種生產要素的動機也是長期不變的,即人們缺乏增加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激勵;(3)由於以上兩種狀況的長期不變,傳統農業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需求也處於長期均衡狀態。

傳統農業收入流的來源是傳統的生產要素。當追加的收入流來源被侷限於傳統要素時,相對於表現為實際收入的邊際產量而言,這些要素的價格是高昂的。收入流來源價格高,亦即向傳統要素投資的收益率低。這對傳統農民把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儲蓄起來投資於這種要素缺乏足夠的刺激,儲蓄和投資不能增加,傳統農業長期停滯的狀態也就不可能打破。

如果僅限於對傳統要素做出更好的資源配置以及對傳統要素進行更多的投資,實際上無助於農業經濟的增長,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長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農業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來源的關鍵,在於給予農業投資以平等的獲利機會。舒爾茨(TheodoreSchultz)指出:“我確信經濟增長理論的中心概念。

應當是投資的收益率。如果農業中得到的收益率等於或高於其他經濟機會的收益率,那麼就意味著,就每個單位的投資而言,農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其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等或更大一些。”[2]換言之,把農業改造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投資問題,即必須使農業投資變得有利可圖。

在什麼情況下對農業的投資才是有利的呢?由於傳統要素是高昂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農業投資不能投向已耗盡其有利性的傳統要素。“處於傳統農業中的農民一定要以某種方式獲得、採取並學會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B1。這些新要素可以使農業收入流價格下降,使農業投資變得有利。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這種廉價的新生產要素新在哪裡?新生產要素的新特之處,實際上就是許多經濟學家反覆強調的、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技術變化。“一種技術總是體現在某些特定的生產要素之中,因此,為了引進一種新技術,就必須採用一套與過去使用的生產要素有所不同的生產要素。[4]”第二,新要素為什麼可以成為廉價的經濟增長源泉?這是因為,新要素比傳統要素有著高得多的產出效率。從世界農業發展的實踐來看,“最近幾十年在許多國家裡農業生產的增加顯然是巨大的。這些增加表明農民對新經濟機會的反應。一般說來,這些機會既不是來自可以定居的新開發的農用土地,也不是來自農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這些機會主要來自更高產的農業要素。[5]”這樣,單位產出中投資成本的比重就下降了,從而使對新的現代要素的投資比對傳統要素的投資更為合算。一旦辨明瞭隱蔽在技術變化中的新的生產要素,經濟增長源泉的問題也就基本清楚了。

改造傳統農業的目的,就是要把停滯、貧窮、落後的農業部門,轉變為可以對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的高生產率的現代產業部門。要實現由長期停滯到快速增長的轉化,唯有用高生產率的現代農業要素去替代已耗盡有利性的傳統要素。因此,引入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農業技術進步,是改造傳統農業和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之舉和根本出路。

2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業經濟増長方式的轉變

理論研究和經驗事實顯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業和服務業的資源佔用比重呈不斷升高的趨勢,而農業資源份額則顯著地下降了。產業結構的這一轉變,恰恰為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創造了有利環境。

過多的勞動投入和過少的資本、技術投入的均衡是傳統農業資源配置的基本特點,也是傳統農業低效率的根源。傳統農業要實現發展,就必須打破資源配置的這種低效率均衡,這依賴於資源的兩方面流動:過剩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出和資本、技術等要素流入農業部門,從而在農業部門形成高效率資源對低效率資源的替代。產業結構的轉變,為農業部門這兩類資源的流動提供了條件。錢納裡(ery)和賽爾昆(uin)關於經濟結構轉變的多國模型證明,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和升級(由人均收入水平的變化來表示),農業單位產出所使用的資本量在不斷提高,而所需勞動量卻明顯地減少了。這說明,在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農業部門的資源配置格局由傳統型在向現代型過渡。

在產業結構轉變過程中,農業生產率特別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在農業發展的初始階段,由於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大量存在,早期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不斷加快。“一旦人口遷徙和資本積累使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大量減少,其相對工資便會增長,農業的趕超過程也就會發生。因而,和其他部門相比,這一部門的資本密集度提高得更快一些,這是和要素生產率的連續增長相關聯的。結果,農業開始縮小生產率的差距。[6]”進入發達階段,“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發生在農業,多數已開發國家的農業,已由勞動生產率低速增長的部門轉變為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最高的部門。”

在產業結構實現成功轉變的過程中,農業產出也在不斷增長。產業結構轉變導致農業比重下降,並不意味著農業產出絕對量的減少。這是因為,(1)農業份額的下降是與工業、服務業相比較相對比重的下降,它是由農業的增長率慢於工業和服務業增長率造成的;(2)農業份額的下降,從資源供給的角度看,主要是勞動力份額的下降。這種份額下降在結構轉變的大部分時期,也是相對下降,只有在結構轉變的後期,才會出現絕對量的減少。與農業部門勞動力供給這種相對量甚至絕對量減少相對應,是農業部門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的增加,還有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在錢納裡等人的經濟發展理論中,伴隨產業結構轉變的農業發展過程,就是農業比重逐步下降和農業資源現代技術含量及產出效率不斷提高的同步變化過程。或者說,農業發展的基本標誌:一是巨集觀經濟結構中農業份額的下降;二是伴隨農業份額下降過程的農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

3組織制度創新與農業經濟増長方式的轉變

在傳統農業中,絕大部分經濟活動是在微觀經濟組織內(家庭或農戶)進行的,只有少量的經濟活動是由超家庭的中間組織和更高層次的地域性組織或國家進行的。就各層次組織所進行的經濟活動量佔社會全部經濟活動的比例而言,是以家庭經濟活動為基礎,各種中間組織的經濟活動居次要地位,地域性或國家巨集觀組織的經濟活動更少的金字塔結構。

現代農業組織結構區別於傳統農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間組織(主要是服務於市場交易的社會化組織)的充分發展及其經濟活動比重的大幅提升。在現代農業中,不僅產前、產後的各種工序被分離出去,就是產中的部分重要工序也先後獨立出來,形成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原來由一個農場完成的各種工作,現在則由專業服務組織分別承擔。許多社會學者特別重視中間組織的地位,認為中間組織的發育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區分不同發展階段的一個基本標誌。與傳統農業金字塔式的經濟組織結構相比,現代農業組織結構是以中間組織所進行的經濟活動佔據主導地位的菱形結構。從經濟組織結構演進的角度看,農業現代化(包括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為上述金字塔型結構向菱形結構的轉變過程。

決定農業經濟組織結構變遷的因素有多種,最深層次的原因,是農業商業化程序中交易關係的改變和市場範圍的擴大。分工與交換是市場經濟發展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隨著市場交換範圍的擴充套件,農業中的專業化分工日益發達。農業專業化的發展過程,同時就是農業組織形式創新和農業組織結構變遷的過程。只有為大規模市場交易而進行的生產,才能由專業化經濟組織承擔。現代農業中間組織的發展,實際上就是現代農業分工體系的擴充套件。

農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同時表現為農業組織的企業化。其主要表現是:第一,生產決策型別由生產導向的自主決策轉向市場導向的自主決策。或者說,生產目標由產量最大化轉向利潤最大化。第二,產出中自給性消費部分日漸勢微,市場銷售量成為總產出的主要構成。第三,對於現代企業來說,要素已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自有,而主要通過交易契約獲得。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這種交易契約僅限於土地要素時,農業生產單位還不能完全具備企業的性質;只有當這種交易契約同時遍及到非土地要素時,農業生產單位才被企業化。第四,農業部門的資本投入能夠獲得與非農產業部門大體相等的利潤率。從本質上說,農業組織企業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者經濟人本性的組織體現。

農業組織的企業化與規模化是密切相關的。當農業生產組織的目標轉向利潤最大化時,當農業市場擴大導致農業領域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提高時,當農業貿易特別是高階市場交易帶來不斷增長的利潤從而使農業資本積累加速時,當農業日益成為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產業時,當非農產業部門就業機會的增長對農業勞動力形成較大吸納力時,農業組織的規模化就不僅是必要的事情,而且同時成為可能。雖然農業組織的規模化受制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結構,因而會使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規模化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但規模的合理化是經濟發展的普遍和一般的規律,並不以國別或資源結構的差異而轉移。農業組織規模合理化的基本趨勢,是小農業向大農業的轉變。雷納(er)和英格爾森特認為:“由於作為新技術一個不可分割部分的固定資

本投入的不可分性,農戶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必然越低,利潤也越高。因此,在每單位產量利潤更高反映了效率優勢的意義上說,由於傳統農業的現代化,大農戶會比小農戶效率更高。”農業組織制度的演進,是農業現代化程度提高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農村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所依賴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