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論述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業經濟組織的變遷及農民增收情況，論證了經濟組織的創新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世界農業發展趨勢是從傳統農業經由混合農業走向現代農業。在走向現代農業的歷程中，充滿著農業制度創新。其中農業經濟組織的創新是其中重要的構成部分。自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業經濟組織經歷了農民個人所有的家庭經營模式—合作社經營模式—人民公社經營模式—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以及在家庭承包責任制體系下的眾多創新模式，如專業戶、農業產業化、訂單農業等。
在農業經濟組織變遷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條主題—農民收入的增長。
一、建國以來中國農業經濟組織的主要模式
(一)農民個人所有的家庭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是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生產資料與所有者的結合，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統一。
(二)合作社經營模式
合作社經營模式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階社三個階段。互助組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分為臨時性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土地私有，個人經營，按等價交換原則實行聯合勞動和共同使用生產資料。
初級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經濟組織，農民將士地等主要生產資料作股入社，由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經營權與農戶初步分離，勞動報酬實行按勞分配。
高階社是以生產資料集體公有為基礎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經濟組織，生產資料為合作社公有，勞動報酬實行按勞分配。
(三)人民公社經營模式
人民公社是在高階農業生產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成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人民公社組織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生產特點是統一經營，集中勞動。
(四)單一的家庭承包經營模式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保留集體經濟必要的統一經營的同時，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承包給農戶，承包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許可權，獨立作出生產經營決策，並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
(五)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構架下的專業戶、農業產業化以及訂單農業模式
專業戶是指農民從事專業化的農業生產。包括：種糧專業戶、養殖專業戶、種菜專業戶等等。這種經濟組織專業化生產、技術含量高、單位收益高等，基本走的是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路線，表現為單位土地面積產量高，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產品主導產業，各種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實行區域化佈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建設、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農科教一體化經營體系，使農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發展軌道的產業組織形式。
訂單農業是指農戶根據其本身或其所在的鄉村組織同農產品的購買者之間所簽訂的訂單，組織安排農產品生產的一種農業產銷模式。
二、建國以來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情況
(一)在農民個人所有的家庭經營模式下，農民收入的增長是較大的，以1949年農民收入指數為100%，則1950年、1951年、1952年的收入指數分別是117.8%、128.8%、148.5%。
(二)1953-1957年的農民收入增長情況可以通過農業總產值的增長來看出。以1952年的農業總產值指數為100，1953年、 1954年、1955年、1956年、1957年分別為102.4、103.3、108.4、106.4、105.6.說明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年份是 1955年，最小的是1953年，平均增長率為5.2%。
(三)1958-1978年的農民收入增長大致分二個時期，一個是1958至1965年，農民收入增長大起大落，波動明顯，很不穩定，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58年的78元增至1965年的107.2元。另一個是1966年至1976年22年間，農民人均收入淨增長僅僅10元，平均每年增長不到 1元，1976年僅117.2元，1977年133.6元，1978年160.7元。農民收入絕對水平低，增長緩慢，甚至停滯。
(四)1978-1992年間，農民收入增長絕對水平經歷了高速增長—緩慢增長。1978-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60.7元增長至 355.3元，增長了194.6元，增長了1.21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平均增長15.43%。1985-1991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增長。1985年農民純收入為397.6元，1991年708.6元。僅僅增長了0.8倍，平均增速低於10%。
(五)1992-2010年，農民收入經歷了一個恢復性增長—停滯增長—平穩增長的趨勢。1992-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從784元增加到1926.1元，增加了1.58倍，名義收入增長率20%左右。1997-200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90.1元增加到2366元，增加了 0.132倍，名義收入增長率只有4.2%左右。2002-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476元增加到5919元，增加了1.39倍，實際收入增長率 8%左右。
三、農業經濟組織與農民收入增長關係
從上面我國農業經濟組織的變遷與農民收入增長情況來看，農業經濟組織創新的確對農民收入的增長有直接的影響關係。這無不顯示出農業經濟組織變遷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這種力量正好詮釋了諾斯的論斷：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績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率。同時應該看到一種經濟組織只要能夠明確農民的產權並保護這種產權，從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就一定能使得農民收入增長，同時被農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