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初唐四傑在唐初文壇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探討他們的人格精神和創作實踐存在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特質。
論文關鍵詞：初唐四傑;人格精神;儒家思想
朝代的更迭往往會伴隨文化思想的變革。出現於初唐高宗朝中後期的四傑，其文化心態和藝術精神相對於前朝文人及當朝的龍朔詩人，呈現出新的特質，在他們的人格品德和創作實踐上都有深刻的反映。
1、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傑的得名，歷來眾說紛紜，學者曾作詳細的考證。一般來說，“四傑之稱大抵始於咸亨初年。”《舊唐書•裴行儉傳》言：“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可見四人的齊名緣於其文。唐人稱頌四人才藻相類，喜歡對其品評比較。其實四傑不僅文才相似，綜觀一生，同樣福薄命舛。縱使少負才名，無奈沉浮輾轉，處境悲涼。王勃天資聰慧又有家學淵源，相傳六歲能文;楊炯幼時博學聰敏，十歲舉神童，待制弘文館;駱賓王七歲以一首《詠鵝》顯示過人才氣，流芳千古。但命運不但沒有偏袒才子，還額外降禍。王勃二十七歲遇險溺水而死，生命剛剛啟幕就匆匆收場。楊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職小，晚年悽慘寂寥。盧照鄰雖活到了六十歲左右，但三十八歲即得惡疾，幾成殘廢，因難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歿。駱賓王的結局更是說法不一，無論兵敗被誅還是投江自盡，都無盡悲涼。引用王勃《別薛華》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評價四人實為貼切。
2、初唐四傑的人格品德
傳統文人受正統儒家文化薰陶形成“達則兼濟天下，窮著獨善其身”的思想，四傑也不例外。青年時的王勃就有“學而優則仕”的抱負，他以才華為進階石，以極高的政治熱情撰寫《上劉右相書》，直陳政見，揮斥時弊，希望躋身臺輔，決策中樞，“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受到當權者的重用。楊炯二十七歲應制舉及第，授校書郎。盧照鄰為鄧王元裕賞識，被授鄧王府典籤。駱賓王宦海幾浮幾落，但政治熱情始終不減。四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閣序》雲：“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可見其經世濟國的巨集願。楊炯以《從軍行》、《紫遛馬》、《戰城南》、《送劉校書從軍》等邊塞詩讚美邊塞將士保衛邊疆、建功立業的愛國抱負，更流露豪情壯志。盧照鄰的《詠史》吟詠漢代季布的風雲際遇，寄寓了他兼濟天下的進取意識、積極入世的願望和堅持操守的精神。駱賓王雖一生坎坷，但從未放棄政治抱負，《從軍行》表現了他投筆從戎、忠君報國的凌雲壯志。
有學者撰文說明王勃、楊炯的儒學思想源於關隴儒學和河汾之學。盧照鄰、駱賓王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齊魯之學。朝代的更迭致使統治思想亦產生變革，唐朝的統治者自然摒棄前朝的不良影響，從新的角度發掘儒家思想的內涵，“貞觀君臣繼承了周、隋以來北方儒學強調的‘王道政治’的理論，並明確標舉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其政治指導思想。”四傑接受的正是這樣的儒家思想，這成為他們經世濟國、兼濟天下的巨集圖偉願的根源。 前面說到，命運對初唐四傑十分不公。在表達巨集圖偉願的同時他們又有不少抒寫內心苦痛的詩文。四傑將懷才不遇的個人感傷與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結合，表現出不卑不亢、白璧無瑕的高風亮節。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屢遭挫折，一首《別薛華》將悲涼不幸濃縮字裡行間，但他沒有停留於此，《採蓮曲》以優美的文辭、真摯的情感抒發採蓮女對遠征丈夫的思念，反映連年征戰的社會現實。盧照鄰的五言詩《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贈益府群官》透露出個性耿介、不同流合汙的品德。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既表現了“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無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跡。相對於同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龍朔詩人的利慾薰心、阿諛獻媚，初唐四傑以詩文表白心跡，顯示其兼濟天下、剛正不阿的胸襟品質。
3、初唐四傑的詩文創作
前面分析四傑的人格品德大都是以其創作的詩文為佐證。但初唐四傑對文壇的變革不是完全顛覆性的。“歷來認為，初唐文學思想是以對六朝綺靡文風的批判作為起始的，但是，無論是初唐史家還是以‘四傑’為代表的初唐詩人並未完全擺脫六朝文風的影響。”四傑承襲了六朝文體，對於聲律對偶等形式因素，四傑並未排斥。真正為他們所不屑的，是內容貧乏格調萎靡的館閣體詩風。四傑繼承前代文體而批判前代文風。
無論是王勃的《滕王閣序》還是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都是對仗工整、文才華麗的駢文典範。《滕王閣序》用典繁多而貼切達意，《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揮灑自如而通暢易曉，兩文都擺脫了齊樑以來駢文碓砌辭藻的弊病。初唐四傑對於駢文並不是一概否定，好的文學樣式應該在有才華的人手中大放異彩，而不應落入平庸之輩，成為一堆無意義的華麗辭藻的堆砌。這正是王勃等人既否定前代文人，同時自己的創作又頗為講求形式技巧的原因所在。
此外，初唐四傑因所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一直希望能躋身上層。所以儘管他們有高潔的品德，但對朝廷的態度還是以雅頌為主。這種雅頌建立在經世濟國、兼濟天下的思想基礎上，言之有物，以理服人。這和龍朔詩人舍道棄儒後的獻媚和娛上有本質的區別。正如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評的“骨氣都盡，剛健不聞”，“一方面是指龍朔文人由於為文綺碎、雕刻而導致形式上的柔弱無骨、缺乏感情的力度，另一方面則指龍朔文士由於輕儒棄道而導致人格上的柔媚無骨。”初唐四傑對當時文風的批判可見一斑。
總之，初唐四傑無論人格品德還是創作實踐都給初唐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他們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