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敘事、“人民性”與國族認同-對當前“地震詩歌”的一種價

才智咖 人氣:2.14W
苦難敘事、“人民性”與國族認同-對當前“地震詩歌”的一種價
【內容提要】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媒體上湧現了眾多的“地震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民眾對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生命價值的追索。從詩與史的關係出發,本文描述的正是當前“地震詩歌”的價值蘊含,即其中表達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 【關鍵詞】 “地震詩歌”;苦難敘事;“人民性”;國族認同:詩史互證 如何重建詩歌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精神關係,這是困擾當代詩歌甚至是整個新詩史的問題。對於當下的詩歌寫作而言,當詩歌(文學)“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之後,我們又如何讓詩歌(文學)“重返”時代和社會,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或理論問題了,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態度和價值訴求的問題。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媒體上湧現出了許多的相關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詩人及民眾對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中華民族面臨的苦難考驗的哀傷和追索。一方面,有論者認為“大地震震出了一個復甦的詩歌界”,地震“引發了全民詩歌熱潮”,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詩歌作品具有大眾化、口語化、即時性甚至是“戰時性”的特點,並不具有特別的“藝術水準”。這些不同評價都涉及到了“地震詩歌”[①]的藝術價值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呈現“地震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訴求。“地震詩歌”也會為時間和歷史(或者某種“文學史”)所選擇和清理。基於這些考慮,本文並不是要從詩歌(內部)藝術的意義上來討論“地震詩歌”這一文學事件,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關係,也即是在“詩”與“史”的關係結構中來描述其價值蘊含。在本文看來,“地震詩歌”中所蘊含的民族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意義指向正是其價值表徵。從這一角度來看,儘管作為一種“戰時性”(暫時性)的詩歌現象而且頗多雷同化的傾向,“地震詩歌”仍然為當代新詩寫作如何“重返”時代和社會提供了一種深刻啟示。一、價值的關聯:地震與詩歌僅以2008年6月號《詩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災”詩專號為例,關於5·12大地震的詩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民族國家主體性等諸多內容,其他媒體上湧現的詩歌作品也同樣在這些層面上多有表現。諸如李瑛《生命的尊嚴如此美麗》組詩、商澤軍《阿特拉斯的脊樑》、徐必常《國家的眼淚》、蔣同《國哀:那一朵小白花》、白連春《整整一個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證》、葉舟《祖國在上》以及網路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寶貝啊,不要沉睡》、《媽媽的呼喚》、《孩子,天堂路上別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著淚水》、《開往天堂的火車》、《爸爸媽媽,別為我們難過》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災的“戰時性”狀態下,詩人和民眾對大地震帶來的災難和民族苦難的哀傷和痛惜,同時也傳達出了一個民族在災難和苦難面前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團結。在這裡,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就建立起了一種價值的關聯。也就是說,這些詩歌作品之於大地震並不僅僅是一種反映關係,其中還存著在一種意義關係。“地震詩歌”一方面記錄了大地震這一民族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蘊含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戰時性”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苦難敘事、“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價值內涵。如果說“啟蒙”與“救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變奏[③]的話,那麼,從整個現代文學史來看,“地震詩歌”則同時兼具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主題。大地震及其災難,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現實的危難從我們的歷史經驗中獲取了苦難的精神內涵。而“地震詩歌”同樣也從文學史(詩歌史)的經驗中獲取了“民族救亡”的寫作動力。從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④]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⑤]了的歷史形象。“地震詩歌”彷彿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對現實災難和民族生存苦難的觀照中,我們彷彿回到了臧克家、田間、艾青等人歌唱的時代,同時又回到了“中國新詩派”和“七月詩派”等人沉詠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文化事件,在現實的.語境(自然災難與民族苦難)中獲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與精神啟蒙的意義。可以說,在對地震災難、人性磨難和民族悲愴的苦難想象與敘述中,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交織著生命、死亡、苦難、大愛與民族精神的繁複旋律,這些繁複旋律正演繹著“啟蒙”與“救亡”的復調敘事,而非一種聲音壓倒另一種聲音的“雙重變奏”。因此,在“詩”與“史”的關係結構中來看,並在價值和意義的維度上進行考察,“地震詩歌”既體現出了關於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情感和認同。作為自然災難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難和價值重塑的意義和功能,詩歌對苦難的書寫加強了現代新詩“人民性”的文學品質,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國族和身份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與詩歌再次確立了“詩”與“史”的關係,並締結了多重的意義關係。“地震詩歌”的出現既是對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大地震的歷史書寫,也是對隱祕的民族心靈史——國族認同的一種情感(文學)呈現。二、題旨一:災難考驗與“人民性”當下的“地震詩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大地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考驗,以及國家和人民抗震救災的信心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性”是“地震詩歌”的基本情感和價值意向。在這裡,“人民性”指涉的並非是單純的政治和階級含義,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感、經驗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災——“民族救亡”的歷史時期,“地震詩歌”體現出的這種“人民性”的文學品質,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彙集。從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詩歌的抒情主體再一次迴歸到時代的“大我”。如《這時候——寫在5.12四川汶川震災之後》:“當十三億同胞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淚水打溼了一張張善良的面容/這時候,我們挺直了滄桑的腰板/我們昂起了高貴的頭顱——/為了抵抗這無法避免的天災/我們變成了熱血沸騰的英雄 /這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在這樣的詩歌裡,抒情主體“我”和“我們”並不存在什麼情感、價值、觀念和意圖的差異,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地震災難和民族精神進行反覆的敘說。在詩歌裡,“我”是作為一種視點而存在的,而“我們”才真正是詩歌情感擴張的輻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體。因而,作為詩歌敘述者的個人和作為詩歌抒情主人公的集體——“我們”、“十三億人”在這裡達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統一性。再如一首《我們的心——獻給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詩歌”中頗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們”進行詩歌的抒情和敘事:我們的心朝向汶川/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讓我們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淚/夜,很安靜/往日的喧囂也緘默了言語/儼若戰後的城市/荒蕪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滿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樓道里的死亡氣息/埋沒了花草昨日的鮮豔/掩埋了螟蟲昔日的笙歌/飛鳥也遠離了故土/不忍視/汶川流淚/四川流淚/中國流淚  自然災難的考驗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力量在這裡彙集了。正如詩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愛這土地》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和民族苦難一樣,國家和民族正面臨著災難的考驗,詩歌抒情主體也轉變成為一個時代的歌手,傳達出了一個集體的聲音。“故土”、“家園”、“戰後的城市”和“災難”等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種精神的意義,而“我們”則成為“地震詩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說,詩歌抒情主體的包容性使“地震詩歌”不僅僅起著一種集體代言的作用,而且還有效地傳達出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詩歌”裡,“人民”和“人民性”再次顯現,使得詩歌再一次恢復了它應有的功能。 書寫民族的災難和民族的重生是這些“地震詩歌”最基本的意義傾向。其他相關作品如郭文斌《中國,你為什麼淚流滿面》、劉繼明《哀悼日》、魯文詠《地泣與國殤》等作品都直接書寫了民族和國家在面臨地震災難時的艱難和信心。這些詩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對災難和苦難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現“人民”和“人民性”的時代主體。因此,重塑一種新的時代主體和主體精神也是“地震詩歌”最普遍的主題之一。作為當代新詩的核心命題,“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詩歌”裡被再次啟用。當代詩歌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後,作為一個詩學話題,詩歌的抒情主體從“大我”“迴歸”“小我”已經為當代詩歌史所確認,但我們會發現,當下詩歌寫作的思想和審美空間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何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重新恢復“我們”——另一種抒情主體的價值和權利,或者如何在表達個人體驗的同時融入民族國家的情感和命運的內容,這是在當下詩歌寫作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在這次大地震和“地震詩歌”事件中,詩人們及民眾暫時放棄了理論上的成見和分歧,災難、苦難、生命與愛、國家與民族成為當下詩歌的共同話語,這也許正寓示著詩歌寫作應有的一種品質和良知:“我們”如何表達“人民”與“人民性”?“地震詩歌”作為一種現象,它給我們的啟示恰恰在於:詩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係同樣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詩學命題。當“地震詩歌”讓“我們”重新成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時候,一個新的歷史主體也復活了。因此,可以說,作為歷史事件的地震在啟用詩歌,作為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也在啟用詩歌的主體——“人民性”。從“地震詩歌”的寫作者來看,眾多“非專業”作者的參與也為當下詩歌寫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正如批評家謝有順在評價“地震詩歌”時所說,“詩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⑥]當“我們”成為當下詩歌的主人公時,詩歌、詩人、民眾與國家民族、時代和社會才再次達成了情感和價值的溝通。因此,“地震詩歌”所展現的“人民性”,給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新的方向。共2頁: 1 [2] 下一頁 論文出處(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