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是指“個體被群體文化影響之後所形成的對該文化的接納感覺，是人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生活而形成的對該民族最有意義事物的肯定性的體認，它的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的接受與贊同。”[1]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認同問題是人們最普遍關注的問題，文學作品所表達的民族文化認同是人們認識和了解當下民族文化認同的主要途徑。女性形象與民族文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蘊含著民族文化的諸多內涵，女性形象內涵的流變也就折射著民族文化認同的改變。內蒙古新世紀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是我們研究民族文化認同流變過程的重要依據。
一、傳統觀念下女性意識的缺失
受到傳承了千百年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男性一直是社會生活的主導，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品，男性的絕對霸權加之一些傳統婚戀觀念對女性的壓抑和束縛，女性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心靈上都受到了嚴重的傷害。《騎棗騮馬的赫儒布叔叔》中“我”的母親就是因為受到了傳統觀念的壓迫而失去了一輩子的幸福。“唉，可憐的額吉，騎棗騮馬的赫儒布叔叔啊，在這充滿陽光的人世間，你倆卻在由世人非難與責罵壘起的一座無形的大山下，在沒有月光的黑夜裡，相戀了一生……”。[2]明明相愛的兩個人卻因為傳統觀念的'束縛而不能在一起，這是傳統的婚戀觀念下女性不幸命運的典型表現，作品是對傳統觀念中壓抑人性的有力控訴。《阿爾塔姨媽》中女性因為受到了男權話語的控制和壓制飽受折磨，姨媽經常受到姨夫的毒打，但是姨媽卻沒有任何反抗，好像捱打的不是她一樣。在男性的絕對霸權面前女性只是在默默忍受，她們的這種隱忍和圖存是導致女性長時間生活在男性話語籠罩下的重要原因。《咳，女人……》中“我”因為一直沒有懷孕而受到鄰居大嬸們的冷嘲熱諷，婆婆也對我陰陽怪氣，甚至連“我”的母親都覺得抬不起頭來，讓“我”一直生活在壓抑和苦悶的環境中身心疲憊。作者想通過這一系列女性形象來表達對民族文化中封建落後的因子的批判和反思，希望通過文學的力量來喚醒女性的自我意識使女性走上獨立自由的道路。
二、多重話語下女性意識的覺醒
隨著全球化和現代性的不斷髮展和進步，多重話語變成了當下最現實的語境，在多種現代性因素的影響下女性意識不斷覺醒，女性形象也表達了自己的訴求和渴望。內蒙古新世紀小說中出現了一大批覺醒的女性形象，《初長成》中的春泥經過掙扎最終敢於在眾人面前說出自己被惡魔醫生侮辱的事情真正表達了女性覺醒的意識，女性在面對痛苦的遭遇時不再選擇沉默而是勇敢地說出來尋找命運的公平和自我的獨立。《雛鳳清聲》中的女主人公陸雲所反抗的是家長的專制和固執。經過一番爭鬥，陸雲最終通過自己的方式說服了媽媽，重新構建起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走出家長的獨裁和專制也是女性為自己而活的開始，是女性意識覺醒的有力表現。內蒙古新世紀小說中還有很多都作品都表現了女性對自我身體的認知，開始關注和描寫自己的生理變化和心靈感受，特別是大膽追求愛情、傳達性慾望的作品更明確了女性意識的充分覺醒，過去在傳統觀念的壓抑下女性不敢也羞於表達自己真實的情感需求，但是現在女性敢於直面自我，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這對女性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覺醒和進步。
三、民族意識下傳統美德的延續
女性形象多以女兒或者母親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傳達出的傳統美德無論是在任何階段的民族文化認同中都是持續存在的內容，人們對傳統美德的延承一直非常看重。《小馴鹿的故事》中“我”的額沃是一個勤勞樸實的女性形象代表，90多歲的額沃自己一個人照顧著幾十只馴鹿，她會像侍弄嬰兒一樣侍弄好每一隻被母親遺棄的小馴鹿，給他們起好聽的名字。據說從前母鹿拋下小鹿之後，勤勞的婦女們會在母鹿面前不停地唱歌，直到它萌生母愛，接受自己的孩子。女性們希望通過自己的歌聲和心底的愛來感化每一個生靈。敖文華的《鄉村紀事》中的吉雅完美詮釋了女性的頑強生命力和對生活的精打細算。吉雅剛嫁給栓柱舅舅的時候就是兩個孩子的後媽了，但是她對兩個孩子視如己出，自己省吃儉用努力讓兩個孩子吃飽穿暖，但是後來的一次意外導致她成了癱子，失去了行動能力，但是她內心的力量又支撐她重新“站”起來，用自己的堅強和堅韌支撐起整個家庭的希望。作者塑造的吉雅身上所體現的是女性內心的力量是無窮的，她們可以在逆境中堅強勇敢地尋找生的希望和意義，是對自古以來女性身上的生命力的大力讚美。民族文化認同是一個動態的建構過程，認同的物件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其中也有不管怎麼流變都不曾被遺忘和摒棄的傳統美德。女性形象身上所負載和折射的正是當下民族文化認同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通過女性形象來認知民族文化認同中的重要內容，將不好的因子及時剔除出去，對優秀的因子加以傳承和發展，並在新的時代下為民族文化認同注入新的力量。
註釋：
[1]張永剛.全球化時代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認同與文學表達[J].文藝理論研究，2011（5）.
[2]中國作家協會編.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蒙古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