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自古以來人們習慣於要麼以良心、同情心來譴責苦難，要麼把苦難當做人格修養、道德完善的催化劑。而且，由於個性意識的匱乏，苦難最終都指向了家仇國恨，並未落實到受難的個體身上。” 張煒的《家族》突破了傳統束縛，轉向追問歷史中事件的原始形態，關注歷史與現實中個體生存的境遇，顯示出強烈的苦難意識的自我覺醒，超越了一般作家的苦難敘事模式，其苦難意識也就富有了現代意義
(一)救贖：苦難敘事圭皋的呈現宗教主義者認為苦難是人與生俱來的。因此完成對苦難的救贖是人一生之重任，也是人的終極關懷。在齊魯大地文化照耀下土生土長的張煒.無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靈魂深處又與儒家整體的‘樂感’精神迥異。從樸素的人道精神出發.從現實與歷史中，他更深切地體驗到一種渾厚的人類、人生與歷史的苦難情感” ( ，這促使“他揚善懲惡、仗義疏財、愛憎分明，性格外柔內剛，氣質溫文爾雅，人生理想表現為對真、善、美的追求，他操文為業，道德救世” 。《家族》的歷史苦難敘事、現實苦難敘事，作家都賦予敘述者道德救世、理想救贖的話語、行為權利。將苦難進行主體內化，加以切膚之痛、令人靈魂震顫的方式進行敘述。這種“內在的、生存論意義上的”苦難。文字授意於歷史層面上的寧府和曲府兩大家族中的人物.也授意於現實層面上的陶明教授、朱亞以及敘述者“我”本人。
從歷史層面上看，寧周義要求以自己的親侄兒來執行槍決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救贖，從曾經稱霸一方、作惡多端到甘心伏法，寧周義為自己選擇了一條救贖之路：即死也要死得有面子。曲予作為曲府的繼承者，他遣走了忠誠的家僕清湧。為他打點出路;開辦醫院救死扶傷，積極參與到廣大民眾的革命鬥爭中，最後雖然被敵人暗殺，但是，曲予的靈魂早已得到昇華與超度。寧珂、閔葵母女則一直為革命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動和精力，在寧珂受冤坐牢之後。閔葵母女的出走實則是一次向土地的迴歸與精神上的皈依，即便曲縞在離開之前向歷史發出了無奈的質問。從現實層面上看.陶明教授的自殺.不獨源於對現實的絕望。也有自我尋求超脫的成分。老朱為了使大地免遭苦難折磨付出了生命，但是在文字中讀者沒有看到老朱怨天尤人。敘述者“我” 面對歷史上家族的冤屈、悲劇.最後還是放棄了追究;面對零三所黃湘之流的非法行徑，則選擇了逃離、祈禱，“我”唯有在祈禱之中尋求救贖。
文字這些苦難敘事的意義在於更多地觀照了歷史和現實中的個體，其敘事指向不再以“家仇國恨”為唯一維度，那麼救贖層面也就不會僅僅停留在“家仇國恨” 的層面之上，而是在個體觀照之中尋求個體的救贖之路.張煒筆下的苦難敘事也就“充滿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美感，洋溢著一股率真的悲愴”。
(二)圍困：受挫的贖罪之路毋庸置疑，《家族》的苦難敘事為歷史和現實開啟了一條救贖之道，但是，這顯然是一條漫漫長路。敘述者放棄對“我”之家族歷史冤屈的申訴，對零三所這個研究機構的叛逃著實是無奈之舉。因為那位癱在椅子上的老者— —殷弓，至死也不願意為“我們”家族的冤屈佐證，所以家族的冤屈也就沒有得到平反，於是遊蕩在“我”心頭之上的`那層 苦難霧靄並沒有被吹散。精神上的苦難也就沒有得到申訴和解救：“我”與老朱們對虛假資料的極力揭發和反對，並沒有被相關部門重視.平原地區仍然被“大開發”專案所踐踏.所以自然大地的苦難也就沒有被贖回。也就是說。敘述者對“歷史” 和“現實”苦難的敘述意義也僅就“救贖”本身而言。
而源自於這兩者的真正苦難並沒有被清償，罪惡也就還在繼續，贖罪也就不可能停止。換而言之，就是在苦難敘事中尋求的救贖之門被圍困了，但是，在哪裡可以找到原罪，並加以解救.文字並沒有給出一條出路。這是《家族》苦難敘事的限度指向。
當然，這種指向並沒有削弱文字的悲劇感，而“救贖”本身也毫無疑問地成為作品《家族》精神家園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但是，它至少暗示著作家固守大地精神背後的孤獨與無望。指示著人們正視歷史，珍惜現實。正如張煒自己所言：“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有許多方面的經驗，它們或者蕪雜，有時掩埋著，需要挖掘和考查。所有的經驗都是彌足珍貴的，? ?它們有可能生長在日常和當代.也有可能存在於以往。它們更多的是在某一段歷史中蘊涵，在某一個群落中生存。即便抓住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一個人付出畢生精力，全神貫注。”只是“在保護環境以及所有的為理想而鬥爭的方式上，我們並不贊同暴力手段”，才使得作品陷入“一種痛苦的思考，一種懷疑，一種兩難”。
“苦難，是人類生存境遇中無可規避的本質屬性.也是文學表現的最基本的主題之一。一部作品只有觸及了苦難這一文化主題.才有可能具有歷史厚度和情感深度。”《家族》顯然在歷史敘述苦難和現實敘述苦難之中實現了其“歷史厚度和情感深度”的統一。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不論是對來自歷史。還是來自現實的苦難及其對苦難的救贖.作品都沒有獲得清償的途徑，反而陷入了歷史與現實雙重圍困的“兩難”境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