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喜福會》問世以來，無論從其的寫作風格，還是它的敘事技巧都被看作是女性作品中的傑出之作，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相關論文範文，歡迎閱讀檢視。
[摘要]本篇論文根據敘事理論解讀和分析《喜福會》中的女性意識對舊中國男權社會的男權行為的認知。文章通過分析《喜福會》中的每位女主角的故事,透視故事中女性意識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她們的女性意識是如何認知男權社會中的男性行為。
[關鍵詞]敘事 女性意識 女性意識缺失 男權社會 男權行為
一、引言
自《喜福會》問世以來,無論從其的寫作風格,還是它的敘事技巧都被看作是女性作品中的傑出之作。那種“輪唱式”的敘述,以女性獨特而細膩的描寫方式向讀者展現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識,使讀者對女性意識的覺醒有強烈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對男權社會中的男性特權的認知視角,雖然作者以弱化男性角色突出女性的手法來敘述故事,但每個所謂的男性配角形象卻在這部小說中佔據了統治地位,使讀者難以忘懷。
二、敘事中的男權行為的揭示
在《喜福會》的敘事結構安排上,出場敘事的主角是女性,但每一位女性的故事當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雖然沒有他們的道白——角色被弱化,卻並沒有失去他們的社會主角作用。這些男性在他們一出場時,就讓讀者感到了他們的強大。在吳晶妹回憶她母親給她講述的故事時,凡是讀過《喜福會》小說的讀者,一定會感到母親吳(李)夙願的第一位丈夫的偉大形象,他給人以一種中華民族“錚錚鐵骨”不可辱的氣勢,為祖國的領土完整,為國家和民族的安危投身於抗擊倭寇的戰場,他的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血性男兒的英勇氣概,和那種衛國為民不顧個人安危的獻身精神。除此之外,女性主角敘述的故事還為讀者展現了吳(李)夙願的第一任丈夫是個有情有義,對家室負責的男人,雖然他沒有給讀者留下任何催人淚下的感人話語,但每位讀者能真切地感到這位丈夫——王福賜是男權社會真實生活中的男性佼佼者。故事中有個非常感人和重要的敘事細節,他託另一位軍官捎信讓吳(李)夙願和雙胞胎女兒到重慶跟他會合,表明他身在沙場卻念念不忘他的家人,他安排妻室到重慶避難,是他想用他那有力的臂膀來保護家人,讓她們過上好日子。這段故事謳歌了這類偉大的男性在行使他們的男權過程中責任感和義務感,同時我們在解讀這類男權的社會意識時,可以看到,凡這類為中華民族的領土完整和全民族的和平而戰的男性,的確給女性一種能依賴的感覺。因為他們不僅能考慮到他們小家利益、而且能考慮國家的利益,為全民族的利益去奮鬥犧牲。因此,這樣的男人就給了女人一種安全感和信任感,王福賜就是遮掩的男性,他給了吳(李)夙願的堅實的臂膀可以依靠,他的行為無可挑剔。
同樣是在蘇安梅的故事中讀者還體會到了男權社會中的另一種男性威懾力。雖然安梅的母親和那個後嫁的丈夫吳慶沒有出場,但是,讀者很清晰地感到她母親和吳慶之間不是相親相愛的夫妻關係,很明顯是主從關係。吳慶不僅是他母親的丈夫,同時也是其他女人的丈夫,這個中心人物在多個夫人的簇擁下粉墨登場。女人們在那個家庭裡是他的附屬品。讀者沒有聽到吳慶與他人的任何對話,更沒有窺見他個人領悟人生的、令人折服的心聲,但讀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每個妻子都在竭盡全力地討好他,都對他言聽計從,百依百順。而每個妻子的存在與缺失,對這個家庭沒有任何影響。只要是吳慶拍板的事情,任何太太都沒有反駁的權利。因為所有的女人都要靠著吳慶才能活下去。因此,男權制度在這樣的家庭中顯得尤為突出。
再看鐘林冬的故事,尤其明顯,讀者能看到男權思想對成長中的黃天餘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他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就已經成了男權社會中的不可一世的“男子漢大丈夫”了。身為妻子的林冬比她丈夫還大一歲,她從兩歲就跟黃家的兒子定了親,從走進黃家的門就成了丈夫的“生活服務的工具”,“儼然已非人化”了,“遠非是僅次於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種喪失了自我主體性的被物化了的東西”。林冬一心想著他母親的囑咐,“不給她孃家丟臉”,對黃天餘待他的.做法麻木不仁,她小心謹慎地伺候著自己的丈夫。然而,比她小的丈夫卻根本沒有把他當作同齡小朋友,更沒有把她當作自己的妻子看待,而把她當作僕人那樣呼來喚去,耍盡大男子主義的威風。
三、譚恩美筆下的男權社會中的女性意識的覺醒
通過敘事結構的影象安排,第一位女主角吳晶妹出場講述的故事讓我們已經領略了舊中國封建男權社會中女人只能依附於男人過活,而且男人擁有一雙有力的臂膀可供女人依賴。王福賜這種男性行為的確為人稱道,但我們也感知到了女人在這種男性有力的臂膀中的無力與無助,以至於導致了女性自我意識的缺失。讀者不難感覺到,吳(李)夙願就是因為有了這種男性堅實的臂膀呵護,而導致她對丈夫無限地依賴,她在桂林時就總是無所事事,跟幾個女人湊在一起打麻將取樂。這段敘事中明顯的體現了男性懷抱中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迷失。為了頌揚吳(李)夙願的丈夫的男性行為,後來譚恩美有意安排了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讓這位偉大的男性英雄戰死沙場,迫使吳(李)夙願找回她女性的自我。
在其他女性的敘事中,讀者都感知到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感知到了華人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作者譚恩美以女性意識對舊中國男權社會環境中的男權霸道行為的猛烈抨擊。作者構建的幾個母親女性形象對封建男權社會所作出的反叛行為,實際上是對男權社會大膽公開的宣戰。雖然蘇安梅的母親女性意識的表現與後來的女性有所不同,但是在那種社會環境中,女人以死爭取名分的手段,爭取在男性社會中佔有一席生存之地,也可謂喚起了女性意識的覺醒的大膽行為了,亦是女性走向進步開始的鋪墊。
鍾林冬的女性意識顯然比前者前進一大步。她曾“乖順”地屈從於黃家男權的霸道,只是想做一個母親的“乖女兒”,不給她母親丟臉。因為那時她的女性主體意識沒有形成,後來她接受了新女性思潮的影響,最終巧妙地逃離婆家的桎梏。這反映舊中國時期的又一個“新女性”意識的覺醒。她的反抗與安梅母親的反抗相比有很了大進步,她最終能獨立生活,追尋她自己的幸福,而沒有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她成了女性意識覺醒、向男權社會的不平的現象挑戰的隊伍中的一員。
映映墮胎是為了報復那個負心丈夫,也是女性意識覺醒的堅定有力的行為的表現,她的抗爭是向男權制度下行為不軌、劣跡斑斑的男性表示強烈的不滿和抨擊,並表明女性“並不是男子可以隨意玩弄和拋棄的玩物”,她們要主宰自己命運。
鍾林冬和映映之所以敢向男權社會挑戰,這表那個時期的“新女性” 思潮已經在中國大陸不斷擴大,這對她們女性意識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為她們最終敢於向男權社會進行義無反顧的、堅決的反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們順應了當時的潮流,融入了當時以“新女性”意識為主導思想的文化思潮。而像鍾林冬、映映•克萊爾等更多的婦女的女性意識行為,對當時中國的“新女性”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像她們那樣,中國當時有千千萬萬個女性意識萌芽,在一片沃土中猶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生長、不斷壯大,形成了強大的女性主體意識的力量,向男權社會的不公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四、結論
譚恩美在《喜福會》文字中借女性敘事方法,謳歌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利用女性意識認知男權社會中的男性行為(亦或他們的霸權行為),認知男權社會中的男性行為對女性的制約;批判了男權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現象,表明了男權社會中的某些女性意識的缺失原因,揭示了強大的女性意識形成是女性長期處於男權社會的奴役和壓迫之下的女性的一種自發的反抗,是為他們自己的自由、獨立、解放爭取一席公平的空間的行為。
參考文獻
[1]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三聯書店,1996.
[2]劉熠.《〈喜福會〉:男性中心主義的顛覆與解構》.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