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意識流式樣的文學語言恣意敘述關於法治和的學術，似乎是朱蘇力教授的一個愛好和習慣。這一點，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學院的時候原本就是一個熱情洋溢的文學青年了。
這本書於2004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灑灑寫了30萬字左右，除去引論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幾年來已發表的學術論文或者講演稿的彙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儘管這些論文是分別撰寫和發表的，卻大致是按照我的統一規劃進行的，並且在最後編輯本書的時候，為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我也對許多論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補了部分。”①這表明了作者的一種負責的學術態度以及該著作學術思想的形成與集中過程——所謂“統一規劃”也罷“統一整體”也罷，都是作者對中國法治進路和法學的以往思維瓷片的一種“考古式”粘合。
首先引起我特別注意的是該書的書名，很有意思地與蘇力過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的書名形成了高調的反差。關於這個書名，作者解釋說它是來自凡爾哈倫②的一句詩，是一個關於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隱喻，同時也作為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的背景和基本制約。我倒是從中看到了隱喻中的隱喻，表明作者對中國法治實踐所進行的考慮已經從折返到了城市，也許還意味著蘇力本人學術思想和立場的折返與轉型。因為在前一個書名中，比較明顯地反映出蘇力把中國法治實踐的主要戰場設想到了農村，而現在則設想到了城市。這種設想的轉移，我認為是的與合理的，理由在於，傳統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正在發生變革和解構。在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的青壯年農民被先進的農業生產力所解放成為了新興的和的中國體力工人階級，並逐步在數量上和法律權利需求的不滿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長著，相對於原來的市民階級而言，他們對於法治產品的供給有更多的訴求和渴望，他們將成為中國法治程序的戰略性推進力量或者成為戰術性破壞力量。中國的鄉村被從城市中發射過來的無線電波所包裹和誘惑，也被章魚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壓迫，從而對二元中國發出了要求社會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鎮化訴求，這將導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權利要求的增大乃至於聯邦主義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國的農業已經從自給自足型轉向對城市的資源供給型經濟，使得中國遼闊鄉土社會中的田園牧歌被契約和貨幣的嘈雜所哽咽或者替代，這也在不斷地提醒著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和蘇力等法學家們：大家族式的宗法社會已經徹底雪融，城鄉一體化趨勢導致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正在佔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國開始進行，這將使中國的城市（鎮）化的鄉村和“鄉村化的城市”③產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給需要。如此，便是城鄉二元中國法治實踐的切實背景，起碼現在越來越清晰和明朗。這樣一來，如果蘇力的`學術視場不及時伴隨社會的轉型而轉型，就要落後於了。
而後引起我注意和閱讀的，是該書的目錄。如果說一本書的名字是“龍的眼睛“，那麼書的目錄一般就是“龍的骨架”了。龍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領略目錄則可以窺探作者學術思想的脈絡和間架結構。該書從目錄上看，主要由四個板塊組成，第一板塊由《你看到了什麼？（代序）》、《致謝》和《引論——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三篇文章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麼？》是作者以第二人稱方式為自己這本書所寫的一個“段落大意”，也是一個“他我批判自我” 式樣的書評，比較中肯和客觀，尤其是對於喜歡文學的法律學術人而言，看完了這個代序，除非你繼續對蘇力觀點後面的論據和語言過程依然很感興趣，否則，該書其餘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著看了。當然，法律職業人和非法律專業的普通讀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慾的驅動下，到後面那些具體的書頁裡去瀏覽瀏覽作者的論據和行雲流水般的法（文）學筆觸。至於《引論——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是作者已出版過的作品的再次複寫，這篇文章也許是作者終生學術思想的靈感之源，它主要探討了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法治實踐的互動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從社會中取得”的法治理念。這種理念被作者一再聲張與喧譁的目的，是要對中國現在的法治實踐進行不斷地提醒，讓法治迴應或者滿足社會生活的種種需求；另外一個重要的目的，蘇力一直想對主流法學派別也就是規範性法學進行“糾偏”，或者是爭奪中國當代法學的話語權與公共傳播的制高點。